每当肚子里胀胀的，憋得难受时，我就自己醒了。村里的茅房离家有段距离，自己爬起来后裹紧棉袄，就近找一片田尿了。冬天早晨的田埂硬邦邦的，草叶上结着白霜，踩上去咯吱响。尿完，冷风一吹，人就算彻底醒了。
天色尚暗，屋里一片昏沉。我划亮一根火柴，火苗在指尖上跳了下。凑近玻璃灯罩，轻轻引燃了煤油灯。昏黄微弱的灯光漫开，照亮冰冷的灶台。借着灯火抓过一把干枯干草，凑到灯焰上点燃，快步塞进灶膛。干草噼噼啪啪燃了起来，火势渐渐旺了，我顺手拣了几个带着泥土的红薯，埋进滚烫的柴灰里，等着烤熟当清晨的早饭。
寒气湿冷，风裹着水汽吹在手上，冷得钻骨。红薯焖在灰里，灶膛里的火慢慢小了。我蹲在灶前，把手伸过去烤。一遇热，手就痒，裂开细小的口子，疼就趁机跑进去。手背上肿着几块，红红的，像被什么咬过。
阿嬷起来的时候，我正把红薯从灰里拨出来。她披着棉袄走过来，头发散着，没梳。黑发里面夹了几根白，煤油灯底下不太显，但白天能看出来。我把红薯剥了皮递给她，很烫，她在手里左右倒拾了两下，咬了一口。
“今天翻田。”她说。
“嗯。”
寒假过了好几天，地里的活还没干完。那片田在半山腰，不大，半亩多点。秋收过后稻子早已收割干净，田里空荡荡的。草长出来，又被霜打死，趴在地上一层，枯黄的。潮气裹着山峰绕在山腰不散，泥土被夜霜冻得板结发硬，踩上去硌着脚底。
阿嬷说要翻一遍，把土块打碎，让冻土晒一晒，来年种庄稼才有肥力。
我扛着锄头跟在阿嬷后面。她走得慢，锄头在地上拖着，划出一道浅浅的沟。到了田边，她把棉袄脱了搭在田埂上，只穿着一件薄褂子。风一吹，褂子贴在身上，能看见肋骨的印子。
“从这边开始。”她指了指田角。
我学着她的样子，把锄头举起来，用力挖下去。锄头碰到冻土，弹回来，震得虎口发麻。土只挖了一小块，碎成几块硬疙瘩。阿嬷挖的就不一样，锄头下去，土翻上来，一块一块的，边沿整整齐齐。她挖了几下，停下来喘口气，气喘匀后继续挖。
“你挖太浅了。”她走过来，把着我的手，硬茧刮着我的手背，“用力往下，锄头要吃到土里再撬。”
我照她说的，深挖一锄，往下压，土翻过来了。底下是湿的，黑黑的，冒着一点点热气。土是软的，和上面不一样。
翻了一会儿，手心出汗了，锄柄滑。我把手在裤腿上蹭了蹭，继续挖。阿嬷不说话，我也不说。锄头挖土的声音一下一下的，闷闷的。偶尔有鸟从山那边飞过来，叫两声，又飞走了。
翻完半块田，太阳才出来。阳光从山坳那边慢慢爬上来，先照亮田埂上的草，再照亮翻过的土。湿气从土里冒起来，薄薄一层，像田在喘。我坐在田埂上，把手伸进土里，凉凉的。
“阿嬷，土为什么要翻？”
“冻一冻，虫子就冻死了。”她也坐下来，把手上的土拍掉，“再晒一晒，来年种啥都旺。”
“旺了就能卖钱？”
“旺了就能吃饱。”
我没再问。土从指缝里漏下去，散了。
太阳高了，阿嬷站起来，拍了拍裤子后面的土，继续挖。我也站起来，锄头举起来，挖下去。这一次挖得深一些，我把锄头压下去，撬起一块大的，土块滚到一边，裂成几块。里面有一条蚯蚓，蜷着，没动。我蹲下来看它，它动了一下，又不动了，可能是冻僵了。我用手指把它拨到翻过的土上，让它晒太阳。
到了中午，那块田翻完了大半。阿嬷说不急，吃完再弄。我们坐在田埂上，从布包里掏出早上剩下的红薯。红薯凉了，皮皱皱的，咬一口，里面还是软的，好吃。
“阿嬷，下午还要沤肥？”我问。
“嗯。把草割了，堆起来，再盖上土。”
“沤出来的肥臭吗？”
“臭。越臭越好。”她咬了一口红薯，嚼着，“臭了才能肥。”
我继续吃着手里的红薯。
下午沤绿肥。阿嬷把田埂上的草割下来，堆成一堆。我跟着割，镰刀不快，草割不断，得来回拉。割了一会儿，手腕越来越酸，镰刀更沉了。阿嬷割得比我快，她弯着腰，镰刀贴着地皮，一把把地割，草倒下去，整齐地铺着。草汁溅到手上，绿绿的，闻起来又青又涩。
草堆好了，阿嬷从田角挖了几锹土，盖在草上。又挑了几桶水，一瓢一瓢浇上去。水渗下去，草和土混在一起，黑的更深了。
“过阵子就能用了。”她说。
清理田埂的时候，我在草根底下翻出几条蚯蚓，它们比早上那条大，又红又粗，身体一节一节扭来扭去，我捏起一条，放在手心里。蚯蚓在手里爬，痒痒的。
“别弄死了。”阿嬷说，“留着松土。”
我把它放回去，抓了一把土盖严实。
太阳偏西，风更冷了。阿嬷把镰刀和锄头收好，扛在肩上。我扛着扁担，挑着空桶，跟在她后面。田埂上的草被我们割掉后，露出干裂的泥地。远处有几只鸟落下来，在翻过的土里找虫子。
傍晚，阿爸还没回来。他在镇上工地打零工，每天天不亮骑车走，天擦黑才回。
我把家里剩下的红薯搬出来，有些是上次刨的，堆在墙角好些天了，皮已经皱了。灶上的大锅刚煮完猪食，锅底还是热的，阿嬷舀了几瓢冷水倒进去，用手伸进去搅了搅，水不烫了，温温的。她把红薯倒进去，说：“搓干净。”然后拎着猪食桶出了灶房，去喂猪。
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温水里。水不冰，但也不算热，刚好能把手指泡开。红薯上的泥搓下来，水变成泥浆，手指缝里全是黑印子。阿嬷喂完猪回来的时候，我已经把红薯搓完了，手指冻得发红，但没新裂口。她把洗好的红薯捞出来，切成片，薄薄的，一片一片码在竹匾上。
“端到屋顶上去晒。”
我端着竹匾爬上梯子，屋顶平平的，风大。我把竹匾放在架子上，一片一片摆好。红薯片在夕阳底下更黄了，边角翘起来。风吹过来，味道钻进鼻子里，甜的。晒完这几匾，墙角的红薯就空了。
夜里，我把竹匾收下来，红薯片已经半干了，表皮韧有嚼劲，但咬一口里面还软。阿嬷说还要晒几天。
“晒好了给兰雀儿当零嘴。”
“过年能吃吗？”
“能。”
她把竹匾放到灶台上，用布盖好。
吃完饭，阿嬷在灶房里洗锅，我在旁边添柴。灶膛里的火映在她脸上，皱纹更深了。她忽然问：“你爸说过年买什么了吗？”
“没有，他还没买。”
她没再问，把锅刷干净，水倒掉，抹布拧干搭在锅沿上。
阿爸回来的时候，我已经快睡着了。听见院子里自行车的声音，他进屋，脚步重，踩在地上咚咚响。阿嬷在灶房给他热饭，锅铲碰着锅的声音。
“赵春兰睡了？”他问。
“睡了。”
没再说话。
我翻了个身，把被子蒙住头。手心里磨出的疮不知道什么时候破了，皮卷着，粉色的肉露出来，我把手在被子上蹭了蹭，没感觉。过了一会儿，痛。痛是热的，从手心往胳膊里爬。
爬到胳膊肘的时候，我想起剩下半块田没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