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明远死在自己书房里，头歪向一侧，嘴角挂着一丝笑。管家老张用备用钥匙打开反锁的门时，那个笑容还凝固在脸上，像一张被定格的底片。水晶杯摔碎在地毯上，琥珀色的白兰地浸入深蓝色的羊毛。满屋子都是苦杏仁的气味。
法医说：氰化物。剂量足以放倒一头牛。死亡时间推定在晚上九点四十分至十点之间。门背后的铜插销从里面插死，窗户全部锁闭。十二楼，外墙是光滑的干挂石材，连一只壁虎都爬不上去。
刑警队长林深走进现场时，第一眼注意到的是那个笑容。他办了十五年案子，见过无数死者——恐惧的、痛苦的、不甘的、平静的——但含笑而死的，不多见。那笑容里有一种说不清的味道，像是在嘲讽什么人，又像是在跟什么人告别。
第二样引起他注意的，是桌面上那部银色手机，屏幕朝下，像被人刻意翻转过来，与杯盏、酒瓶的凌乱形成反差。林深戴上手套，拿起手机。死者指纹还在，技术员用硅胶翻模做了简易工具，顺利解锁。
手机停留在备忘录界面。最新一条，创建于当晚九点零三分。
“如果我死了，凶手就在何铭、苏琳、徐凯三人之中。他们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
林深反复读了三遍，把这行字刻进脑子里。他转头看向正在装尸袋的周明远。五十四岁，房地产大亨，身家四十亿，三个月前刚从一本财经杂志的封面走下来。没有精神病史，公司运转正常——至少表面上正常——当天下午还在跟人通电话讨论新项目。
一个知道自己要死的人，不报警，不求救，不给凶手名字，反而留下一道谜语般的死亡留言。这不是遗言。这是剧本。是请君入瓮。
林深把证物袋封好，走出书房。走廊里管家老张坐在台阶上，双手捧着半杯凉茶，脸色灰白。“老爷晚上一般不见客，”老张的嘴唇在哆嗦，“但今晚这三位，他提前交代了——‘如果他们来了，直接请到书房。’”
“三个人分别什么时候到的？”
老张从口袋里掏出一张皱巴巴的便签纸，上面用圆珠笔歪歪扭扭记着时间。“何先生，八点整到，八点十五走。苏医生，八点四十到，九点过五分左右走。徐先生，九点十五到，九点二十五左右走。我在楼下，没上去，最后一位走之后我上楼关茶室的灯，路过书房门，老爷还在里头说话。后来就再没动静了。”
“说什么？”
“听不清。隔着门模模糊糊的，像是在打电话，又像自言自语。”
林深把这三个时间点记了下来。三个人，三个时段，互不重叠。每个人停留不超过二十分钟。书房里没有打斗痕迹，没有强行进入的痕迹，死者身上没有外伤。投毒是唯一的可能。问题在于——谁在什么时间把氰化物放进了那杯白兰地？
他回头看了一眼已经空了的椅子。椅子前面的书桌上，除了一瓶轩尼诗和那只水晶杯，还有一个小小的玻璃药瓶。法医已经把它装袋了。那是一瓶处方安眠药，开药医生的名字被涂掉了。
林深忽然想起一件事——周明远那条备忘录里写的，“他们都有完美的不在场证明”。一个将死之人，在临死前的最后时刻，为什么要特意强调“完美”这两个字？
因为他害怕警察不够认真。害怕那三个人的证明太过无懈可击，以至于警方会草草以自杀结案。
他不希望被轻易结案。他希望被追查到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