离京前一天，陈砚之去了三个地方。
第一个是赵文人的住处。赵宅在菜市口附近，一个三进的小院，门口种着两棵槐树。赵文人正在书房里临帖，见陈砚之来了，放下笔，从抽屉里取出一方砚台。
"歙砚。送你。"赵文人的手在砚台上摩挲了一下，"去了南边，别断了联系。北京还是有人记着你的。"
陈砚之接过砚台。石质温润，叩之有金属声，是上好的金星歙砚。他不推辞，只是拱手，深深一揖。文人之间，有些东西推辞了反倒显得生疏。
"先生保重。"他说。赵文人点点头，转身又去临帖，背影有些佝偻，像是被什么重物压弯了。陈砚之在门口站了一会儿，看着那个背影，没再说什么。
第二个地方是六国饭店隔壁的茶馆。阿四正蹲在门槛上擦桌子，见陈砚之来了，手里的抹布攥紧了。
"这个给你。"陈砚之递过去一个信封，里面装着二十块银元和一封写好的信，"每个月去一趟冯先生那里，把北京的消息告诉他。他会明白。"
阿四接过信封，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没问为什么要这么做，只是低声说："陈先生，南边……危险吗？"
"比北京危险。"陈砚之没有骗他，"但机会也多。"
阿四咬着下嘴唇，沉默了一会儿，然后抬起头，眼神亮得惊人："陈先生，有朝一日，我能去南边找您吗？"
陈砚之看着这个十六岁的少年，看着他指节上常年端茶倒水磨出的茧子。他伸出手，在阿四肩上按了一下，力道不轻不重。
"等你能用那方歙砚写出一篇像样的文章，就来找我。"
阿四愣了一下，然后笑了，露出两颗虎牙。他没读过书，但他听懂了。这是陈先生给他的路标。
第三个地方是绍兴会馆。
会馆在西珠市口，大门上的漆已经斑驳，门槛被踩出了一道凹槽。陈砚之推开门，院子里静悄悄的，只有一棵老枣树在风中沙沙作响。他本是想跟同乡们告个别，却在正厅的廊下遇见了一个年轻人。
那年轻人二十七八岁，穿一件半旧的长衫，袖口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很干净。他的脸棱角分明，眉毛很浓，眼神里有一种不服输的劲儿，像是随时准备跟人争辩。陈砚之想起在会馆里听人提过这个名字——浙江绍兴人，举人功名，在北京客居，给几家报纸写时评文章，有志于文学革新。
"您是陈砚之先生？"年轻人主动开口，声音低沉，带着明显的绍兴口音。
"你认识我？"
"在《中外日报》上读过您的文章。"年轻人走近了一步，目光在陈砚之脸上打量，像是在评估什么，"听说您要去上海？"
"消息传得倒快。"
"会馆里有人议论。"年轻人顿了顿，又问，"您说，这大清国，还有救吗？"
陈砚之看着他的眼睛。那双眼睛里有愤怒，但不是盲目的愤怒。有迷茫，但迷茫底下藏着一种执拗的东西，不肯妥协，不肯认命。
"有没有救，不在大清国。"陈砚之说。他注意到年轻人的右手食指和中指之间有淡淡的黄色印记，那是常年握笔的人才有的。"在读书人。"
年轻人的眼睛闪了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被点燃了。他张了张嘴，还想说什么，陈砚之却摆摆手。
"你叫什么名字？"
"赵允之。"
陈砚之点点头，把这个名字记在心里。他转身走出会馆，枣树叶在风中发出细碎的声响，像是有人在身后轻声说了一句话。他回头，赵允之还站在廊下，身影被夕阳拉得很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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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车站。
1908年的火车站是一座中西合璧的灰色建筑，铁皮屋顶下面支着红色的木柱子。月台上人来人往，有穿长衫的、穿马褂的、穿洋服的，还有穿着号衣的脚夫扛着箱子跑来跑去，汗味和煤烟味混在一起，形成一股奇特的气息。
陈砚之买的车票是二等座。一等座太贵，三等座太挤。二等座的车厢是木座椅，座椅上蒙着绿色的绒布，被无数乘客的衣摆磨得发亮。他找到自己的座位，把皮箱塞到座椅下面，然后从包袱里取出一份报纸。
汽笛一声长鸣。火车动了。
陈砚之靠在座椅上，感受着车轮碾过铁轨接缝时那种规律的震动。轰隆，轰隆，轰隆。像是某种巨大生物的心跳。车厢微微摇晃，窗外的景色开始向后退去——城墙、房屋、田地，一切熟悉的东西都在远离。
车厢里的人形形色色。
斜对面是个满人贵族，三十来岁，梳着整齐的发辫，穿一件石青色绸缎马褂，手里盘着一串沉香木佛珠。他的眼睛半闭着，嘴角带着一种若有若无的笑，像是在做什么美梦。陈砚之在知识回溯系统中检索了一下——1908年的满人贵族，大多还沉浸在祖上的荣光里，殊不知几年后清朝覆灭，他们中间的很多人将沦为平民，卖房子卖地，最后连发辫都保不住。
眉心微微一抽，像被一根无形的线扯了一下。他不动声色地抬手按了按，疼痛很快消散。
过道那边坐着一个外国传教士，灰布长袍，脖子上挂着一个银色的十字架。他正在用生硬的中文对一个乡下老太太讲"天堂"，老太太一脸茫然，手里攥着一串念珠，那显然不是天主教的念珠。
陈砚之放下报纸，望向窗外。这是京奉铁路，从北京前门东站到天津东站，全程三百多里，大约三个时辰的路程。田野和村庄在视线中缓缓后退。他微微眯起眼睛，感受着火车轮轨碰撞的节奏。轰隆，轰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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天津。
火车驶入天津东站的时候，天已经黑了。站台上的煤气灯亮着，灯光昏黄，被夜风吹得摇摇晃晃。陈砚之提着皮箱下了车，一股湿润的河风扑面而来——海河就在不远处，风里有水的腥气和河泥的臭味。
他在天津要换乘海轮南下。1908年的中国沿海航线，天津到上海是主要航线之一，英国太古洋行、怡和洋行的蒸汽轮船每隔几日就有一班。走海路比陆路慢，但胜在直达，不必在济南、浦口一次次转车。
陈砚之出了车站，雇了一辆人力车，直奔白河口的大沽码头。穿过紫竹林租界时，他看到洋楼林立，灯火通明，街上传来留声机的音乐和女人的笑声。那些洋楼有的是罗马柱式，有的是哥特尖顶，有的是德国巴洛克式，争奇斗艳。街上有马车、汽车、甚至偶尔能看到一辆摩托车突突开过。
但车子拐过两条街，景象骤然一变。低矮的平房，漆黑一片，只有零星的油灯在窗户后面摇曳。没有路灯，没有下水道，没有自来水。风从那边吹过来，带来一股腐臭的气味，那是垃圾和粪便混在一起的味道。
一条看不见的线，把两个世界隔开。
陈砚之想起前世读过的一句话："中国的现代化，是从租界开始的。"当时觉得这句话刺耳，现在亲眼所见，才明白这句话里藏着多少屈辱。但他没有悲愤。悲愤没有用。有用的是行动。商业救国。不是口号，是路线。他要在这两个世界之间搭一座桥，一座由中国商人自己控制的桥。
大沽码头灯火通明。几艘蒸汽轮船泊在港池里，烟囱里冒着黑烟，桅杆上的灯在夜风中摇晃。陈砚之找到怡和洋行的售票处，买了一张去上海的三等舱船票——二等舱太贵，三等舱虽然拥挤，但能省下一半路费。
他登上的是一艘两千吨级的沿海蒸汽轮，船身上漆着"SEA DRAGON"的英文字样。船员多数是中国人，管事的是个英国人，红脸膛，叼着烟斗，在登船舷梯旁检查船票。
"Shanghai?"那英国人瞥了一眼船票，又瞥了一眼陈砚之的长衫，挑了挑眉毛。穿长衫的中国读书人坐三等舱，不多见。
"Shanghai."陈砚之点头。
英国人没再说什么，挥挥手让他上了船。
三等舱在甲板下层，一间大通铺，摆着十几张帆布吊床，已经有一半睡了人。汗味、脚臭味、烟草味混在一起，空气浑浊得几乎能用手抓住。陈砚之在角落里找了个空吊床，把皮箱塞到床底下，然后上到甲板。
夜风很大，吹得长衫猎猎作响。他扶着栏杆，看着码头的灯火渐渐远去。汽笛长鸣，船身微微一震，螺旋桨搅起水花的声响从船底传来。天津的轮廓在夜色中慢慢变小，最后变成一条暗淡的光带，消失在海的尽头。
海轮驶入渤海湾，船身开始轻微地摇晃。陈砚之深吸一口气，空气里有盐的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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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天中午，船上的餐厅开张了。
三等舱的乘客没有资格进餐厅，但陈砚之在码头上多花了两个铜板，买了一份"餐券"，可以在餐厅用一次午饭。他上楼时，在楼梯口遇见了两个日本人。
两人都穿西装，留八字胡，正在餐厅门口的走廊上低声交谈。陈砚之侧耳听了一下，是日语，话题是满铁公司的扩张计划。他的知识回溯系统自动激活，日语能力瞬间加载。他听到了几个关键词："南满洲"、"铁路权"、"日本政府支持"。
陈砚之放慢脚步，等他们交谈告一段落，才走上前去，用日语说了一句：
"两位是在满铁任职？"
两个日本商人同时转过头，脸上是掩饰不住的惊讶。一个中国读书人，会说日语？而且发音标准，用词文雅，不是那种街头学来的三脚猫功夫。
"您是……"较胖的那个日本人问，他的西装袖口绣着三井财团的标志。
"陈砚之。"他微微欠身，"只是个读书人，对贵国近年来的成就颇为敬佩。"
"您去过日本？"
"不曾。"陈砚之微笑，"只是略通日语，读过几本贵国的书。"
较瘦的那个日本人显然更有戒心，他眯起眼睛："陈先生刚才听到我们说话了？"
"只言片语。"陈砚之的语气平淡，像是在谈论天气，"不过，贵国政府在满洲的布局，似乎让英国人和俄国人都有些不安。日清之间的紧张关系，恐怕还会升级。"
两个日本商人对视了一眼。较胖的那个笑容僵在脸上，较瘦的那个手指在膝盖上敲了两下。一个中国读书人，怎么知道日清之间的"紧张关系"？这种话，连日本国内的报纸都不敢随便写。
"陈先生对时局很有见解。"较瘦的日本人说，语气里的试探藏不住了。
"读书人嘛，就是喜欢瞎琢磨。"陈砚之不再说话，转身进了餐厅。他不需要说更多。种子已经种下了。这两个人回到日本商会后，会把今天的事告诉别人——"有一个叫陈砚之的中国读书人，日语流利，对国际局势了如指掌"。这，就是他想要的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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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天后的清晨，海轮驶入黄浦江。
陈砚之站在甲板上，靠着栏杆，眼窝深陷，下巴上冒出了一层青色的胡茬，衣服皱得像咸菜干。四天三夜的海路，吊床睡得他腰酸背痛，但此刻他整个人都清醒了。
那是一种和北京完全不同的声音。
叫卖声。但不是小贩的吆喝，是那种带着上海腔的、快节奏的、像唱歌一样的叫卖。"阿拉白兰花""申报申报今朝新闻""黄包车黄包车"各种声音混在一起，形成一种奇异的交响。其中还夹杂着汽车喇叭的鸣叫、电车的当当声、轮船的汽笛声、甚至某种他不知道名字的乐器的演奏声。
船靠岸。陈砚之提着皮箱下了舷梯，脚踩在码头木板的一瞬间，差点被一股热浪掀翻。
上海的热和北京的热不同。北京的热是干燥的，像蒸笼；上海的热是潮湿的，像一团湿棉花裹在身上。空气中弥漫着各种味道：黄浦江水的腥气、煤烟的硫黄味、法国香水的甜香、油炸臭豆腐的焦香，还有人群身上蒸腾出的汗味。
陈砚之随着人流走出码头。
他站住了。
眼前的景象让他的呼吸停了一拍。
南京路上，马车和汽车并行，黄包车在车流中穿梭。两边的店铺五光十色，有中文招牌也有英文招牌，有卖绸缎的有卖洋布的，有茶楼有咖啡馆。行人摩肩接踵，穿长衫的、穿西装的、穿旗袍的、穿洋裙的，还有各种肤色的外国人——英国人、法国人、日本人、印度人、俄罗斯人。
陈砚之叫了一辆黄包车。
"外滩。"他说。
车夫是个精瘦的中年人，脚上穿着草鞋，跑起来像风一样快。黄包车在车流中穿行，陈砚之坐在上面，左右张望。他看到了汇中饭店，看到了先施公司，看到了永安百货。这些建筑有的完全是西式的，有的是中西合璧的，层层叠叠地挤在一起，像一场没有规则的建筑比赛。
到了外滩，陈砚之下车。
他站在外滩的防汛墙边。
黄浦江在他面前铺展开来，江面宽阔，水流浑浊，带着泥沙的黄色。江面上船只密布——帆船、汽船、货轮、军舰，大的小的中国的外国的，桅杆像森林一样密集。远处，一艘英国军舰正缓缓驶过，烟囱里冒出浓浓的黑烟。
对岸是浦东。一片农田，几座低矮的茅屋，还有零星的水牛在田埂上吃草。与外滩的繁华相比，像是两个时代。
陈砚之扶着防汛墙的石栏杆，石头被太阳晒得发烫，但他没有缩手。
他看着浦东，嘴唇微微张开，然后说了一句话。声音不大，刚好能被自己听见。
"二十年后，这里将是东方纽约。"
一阵江风吹过，把他的长衫下摆吹得猎猎作响。江面上传来轮船的汽笛声，低沉悠长，像一头巨兽的叹息。陈砚之闭上眼睛，深深吸了一口气。
上海。
他来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