声含糊的呓语。
"妈……妈……"他在梦里喊她。
"妈在，妈在。"她一边走，一边回应他。她的声音很哑，因为一路都在跟他说话，怕他睡着。她的背上全是汗，但她的手和脚却冻得发麻。她不敢停下来，她怕一停下来，就再也走不动了。
到了卫生院，医生给她量了体温，三十九度八。医生说再晚来一步，就可能烧成肺炎了。她坐在病床边，握着建国的手，看着他苍白的小脸，眼泪无声地流了下来。那是她第一次为建国哭，也是最后一次——至少在她记忆中是最后一次。从那以后，她告诉自己，不能哭，哭没有用，只有坚强才能保护好自己的孩子。
可现在，她多么想再哭一次。她多么想找到一个肩膀，靠在上面，把所有的委屈、恐惧和绝望都哭出来。但她没有肩膀可以靠。她只有她自己。
火车在深夜抵达了省城。林秀兰需要在省城转车，换乘去深圳的列车。她随着人流走出站台，站台上灯火通明，但空气里弥漫着一股潮湿的霉味，像是常年不见阳光的地下室。
她在候车室里找了一个角落坐下，把布包抱在怀里，头靠在墙上，闭上眼睛。她很累，但她不敢睡。她怕睡着了，包里的钱就没了。她怕睡着了，就错过了去深圳的火车。
半梦半醒之间，她感觉有人在推她。她猛地睁开眼睛，看见一个穿着制服的女列车员正站在她面前，手里拿着一个手电筒，光束照在她脸上，刺得她睁不开眼。
"大姐，去深圳的火车检票了，赶紧上车吧。"
林秀兰揉了揉眼睛，站起身。她的腿麻了，站起来的瞬间差点摔倒，她扶住墙壁，缓了缓，才拖着沉重的脚步朝检票口走去。
这一程的火车更挤。车厢里人挨人，人挤人，连过道上都坐满了人。林秀兰没有座位，她站在两节车厢的连接处，背靠着冰凉的铁皮车厢，双手紧紧抱着胸前的布包。
火车开动了，窗外的风景变成了连绵的山峦和漆黑的隧道。车厢里很暗，只有头顶一盏昏黄的灯，在颠簸中忽明忽暗。空气中弥漫着浓重的烟味和汗味，让人喘不过气来。
林秀兰闭上眼睛，在心里默默数着数。一、二、三、四……她数到一千的时候，天就亮了。天亮的时候，她就到深圳了。天亮的时候，她就能找到建国了。
她这样告诉自己，一遍又一遍。
第二章：深圳
一
深圳比林秀兰想象的还要大。
她走出火车站，站在站前广场上，被眼前的景象震住了。高楼大厦像森林一样拔地而起，玻璃幕墙在阳光下反射着刺眼的光芒，让人不敢直视。街道上车水马龙，出租车、公交车、私家车、摩托车，像流水一样川流不息。人行道上挤满了人，穿着各式各样的衣服，说着她听不懂的方言，行色匆匆地走过。
她站在人群中，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茫然无措。她的藏青色棉袄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像是一群孔雀里混进了一只灰麻雀。她能感觉到周围人投来的目光，有好奇，有鄙夷，有漠然，但更多的是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那是城市人对乡下人的审视，带着一种居高临下的优越感。
她低下头，把棉袄的领子往上拉了拉，试图把自己藏起来。但她的个子不矮，即使低着头，依然比周围的人高出半个头。她的背挺得很直，这是她多年教师生涯养成的习惯，即使在这样的境地里，她也不愿意弯下腰。
她深吸一口气，空气里弥漫着汽车尾气和某种说不清的化学气味，呛得她咳嗽了几声。她用手背捂住嘴，咳得肩膀一抖一抖的。
"阿姨，您去哪儿啊？"
一个声音在她身边响起。林秀兰抬起头，看见一个三十来岁的男人正站在她面前。他穿着一件白色的衬衫，衬衫的下摆塞进黑色的西裤里，腰间系着一根皮带，皮带的扣子是金色的，在阳光下闪闪发亮。他的头发梳得整整齐齐，脸上带着一种职业化的笑容，那笑容很标准，像是用尺子量过一样，嘴角上扬的弧度恰到好处。
"我……"林秀兰张了张嘴，不知道该怎么说。她该去哪儿？她不知道建国在哪里，她甚至不知道深圳有多大。她只知道，她必须找到建国，但怎么找，从哪里开始找，她一无所知。
"您是第一次来深圳吧？"男人看出了她的窘迫，笑容更灿烂了，"我是出租车司机，您要去哪儿，我送您。价格公道，绝不宰客！"
他说着，指了指路边停着的一辆红色出租车。出租车很旧，车身上有几处凹陷，车门上漆着"深圳出租"的字样，"圳"字掉了一半，看起来像是"深川出租"。
林秀兰犹豫了一下。她不知道该不该相信他，但她现在别无选择。她需要一辆车，把她带到某个地方，任何一个地方，只要她能开始寻找。
"我去……"她想了想，从布包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电报，"我去这个地方。"
电报上的地址是"深圳市福田区华强电子厂"，但电报上没有具体的街道和门牌号。她不知道这个电子厂还在不在，也不知道建国是不是还在那里。
男人接过电报，低头看了看，眉头微微皱了一下。他的眉毛很浓，皱起来的时候在眉心挤出两道深深的纹路。
"华强电子厂？"他抬起头，看着她，"阿姨，这个厂……早就倒闭了。"
林秀兰的心猛地一沉。她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嘴唇微微颤抖着。她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布包，指节泛白。
"倒闭了？"她的声音很轻，轻得像一片落叶，"什么时候？"
"好像……去年吧，还是前年？我不太清楚。"男人挠了挠头，"反正那片现在改成商业区了，全是写字楼和商场。"
林秀兰不说话了。她站在那里，像是一尊被抽走了灵魂的雕像。她的眼睛望着远方，但眼神空洞，没有焦点。她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嘴角微微向下撇着，那是她在极力压抑某种情绪时的表情。
"阿姨，您……您没事吧？"男人有些慌了，伸手想扶她，但被她躲开了。
"我没事。"她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她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镇定下来，"那……那您知道，原来在那个厂打工的人，都去哪儿了吗？"
男人摇摇头："这我哪儿知道啊。深圳这么大，人来人去的，今天来明天走，谁知道去哪儿了。"
林秀兰沉默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的胶鞋上沾满了泥点和灰尘，鞋头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这双鞋是她在镇上买的，花了十五块钱，她穿了三年。她本来打算到了深圳，给建国买双新鞋，然后把自己这双旧的扔掉。但现在，她不知道还能不能见到建国，不知道还有没有给他买鞋的机会。
"阿姨，"男人的声音把她从思绪里拉回来，"要不……我先送您去华强那边看看？虽然厂子没了，但也许还有认识的人？"
林秀兰抬起头，看着他。男人的脸上依然带着那种职业化的笑容，但此刻，那笑容里多了一丝真诚，一丝同情。他的眼睛是棕色的，在阳光下显得很温和，像是一杯温热的茶。
"好。"她点点头，"多少钱？"
"不贵，起步价就行，十块。"男人说着，帮她拉开了车门。
林秀兰坐进车里，把布包放在腿上，双手交叉放在布包上。她的坐姿很端正，脊背挺得笔直，即使在这样的境地里，她也不愿意放松自己。
车子启动了，汇入车流。林秀兰望着窗外的风景，高楼大厦像电影快放一样从眼前掠过。她看见巨大的广告牌上印着穿着暴露的女人，看见商场门口排着长队的年轻人，看见路边摊贩卖着她叫不出名字的食物。这一切都让她感到陌生，感到不安，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感。
她想起渡口镇，想起那个灰蒙蒙的小镇，想起老渡口的铁皮船，想起老周划橹时弯曲的背影。那时候的日子很苦，但很踏实。她知道每天该干什么，知道明天会发生什么。而现在，她像是被扔进了一个巨大的迷宫，四面都是高墙，她找不到出口。
"阿姨，到了。"男人的声音把她从思绪里拉回来。
她抬起头，看见窗外是一片繁华的街区。高楼大厦林立，玻璃幕墙反射着刺眼的阳光。街道上车水马龙，人行道上挤满了穿着时髦的年轻人。她看不见任何工厂的踪影，只有一家家商铺、餐厅、咖啡馆，门口站着穿着制服的迎宾员，脸上带着标准化的笑容。
"就是这里，"男人指着窗外，"以前华强电子厂就在这儿，现在改成商业区了。"
林秀兰下了车，站在路边，茫然四顾。她的藏青色棉袄在人群中格外显眼，像是一滴墨水滴进了一碗清水里。她感到一阵眩晕，不是因为阳光太刺眼，而是因为绝望。
她该去哪儿？她该怎么找？深圳这么大，人这么多，她该从哪里开始？
她站在路边，像是一棵被连根拔起的树，在风中摇摇欲坠。
二
林秀兰在华强商业区附近转了一整天。
她走进每一家店铺，询问每一个看起来像是打工的人，有没有听说过一个叫林建国的人。她的描述很模糊：二十四岁，国字脸，浓眉，左眼下方有一颗小痣，笑起来嘴角往左边歪。
大多数人摇摇头，表示不知道。有些人不耐烦地挥挥手，让她走开。还有些人用异样的眼光看着她，像是在看一个疯子。
中午的时候，她在路边买了一个馒头，坐在花坛边啃。馒头是冷的，硬邦邦的，但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多下。她的嘴唇干裂，渗出血丝，但她没有感觉。她的心里只有一个念头：找到建国。
下午，她走进了一家小餐馆。餐馆很小，只有几张油腻的桌子，墙上贴着一张褪色的菜单，上面写着各种菜名和价格。一个胖乎乎的中年女人坐在柜台后面，正在看电视。电视里播着一部香港电视剧，粤语对白，她一句也听不懂。
"老板娘，"林秀兰走过去，声音沙哑，"我想打听个人。"
老板娘抬起头，看了她一眼。她的脸很圆，双下巴堆在领口处，眼睛被脸上的肉挤成两条细缝。她的头发烫成爆炸头，染成紫红色，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打听人？"老板娘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目光在她洗得发白的棉袄上停留了几秒，眼神里闪过一丝鄙夷，"你谁啊？"
"我是……我是来找儿子的。"林秀兰从口袋里掏出那张皱巴巴的电报，"我儿子叫林建国，以前在华强电子厂打工。您……您听说过吗？"
老板娘接过电报，低头看了看，然后随手扔在柜台上。她的动作很粗鲁，像是对待一张废纸。
"华强电子厂？早倒闭了！"她的声音很尖，像是指甲刮过玻璃，"那边的人，走的走，散的散，谁知道去哪儿了！"
"那……那您知道，他们一般都去哪儿吗？"林秀兰不死心地问。
"去哪儿？"老板娘嗤笑一声，"深圳这么大，哪儿不能去？有的去了别的厂，有的回了老家，有的……"她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暧昧，"有的去了不该去的地方，谁知道呢。"
林秀兰的心猛地一紧。她抓住柜台边缘，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不该去的地方？什么地方？"
老板娘看了她一眼，眼神里带着一丝怜悯，但更多的是一种事不关己的漠然。她摆摆手："我哪儿知道，我就是个开饭馆的。你要找人，去派出所问问吧。"
林秀兰点点头，转身走出餐馆。她的脚步有些踉跄，但她努力让自己走得稳一些。她不能倒下，她还没有找到建国，她不能倒下。
她问了路，走了很久，终于找到了一家派出所。派出所很小，藏在一条巷子里，门口挂着一块白底黑字的牌子，牌子上的漆已经斑驳，"派出所"三个字只剩下"派"和"所"，中间的"出"字完全脱落了。
她走进去，里面只有一个年轻的警察，正趴在桌子上打盹。他的帽子放在一边，露出乱糟糟的头发。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下巴上冒着几颗青春痘，看起来二十出头，像是一个还没长大的孩子。
"同志，"林秀兰敲了敲桌子，"我想报案。"
年轻警察抬起头，揉了揉眼睛，打了个哈欠。他的眼睛是单眼皮，睡眼惺忪的，眼角还挂着一颗眼屎。
"报案？报什么案？"他的声音很懒，带着一种刚睡醒的含糊。
"我儿子……我儿子失踪了。"林秀兰把电报递过去，声音有些发抖。
年轻警察接过电报，低头看了看，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毛很淡，皱起来的时候在眉心挤出几道浅浅的纹路。
"林建国？"他念出电报上的名字，"什么时候失踪的？"
"三个月……不，三个多月了。"林秀兰说，"他最后一份工作是在华强电子厂，但那个厂已经倒闭了。我……我不知道他去哪儿了。"
年轻警察把电报放在桌上，双手交叉放在脑后，靠在椅背上。他的动作很随意，像是在听一个无关紧要的故事。
"阿姨，"他说，语气里带着一丝不耐烦，"深圳每天失踪的人多了去了，打工的、流浪的、被骗的……我们派出所就这么几个人，哪儿管得过来？"
林秀兰的脸色瞬间变得苍白。她的嘴唇颤抖着，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这样吧，"年轻警察看她脸色不好，语气软了一些，"您先回去，把您儿子的详细信息写下来，包括照片、身份证号、最后出现的地点，然后交给我们。我们会登记的，有消息了通知您。"
"那……那要等多久？"林秀兰问。
"这我哪儿知道？"年轻警察耸耸肩，"也许明天，也许明年，也许……"他顿了顿，没有把话说完。
林秀兰明白了。她低下头，看着自己的脚尖。她的胶鞋上沾满了泥点和灰尘，鞋头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发黄的棉絮。她突然感到一阵深深的疲惫，从脚底一直蔓延到头顶，像是一股冰冷的潮水，把她整个人都淹没了。
"谢谢。"她说，声音轻得像一片落叶。她转身走出派出所，脚步沉重，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
她站在巷子里，望着头顶一线灰蒙蒙的天空。两边的楼房很高，把天空挤成了一条窄窄的缝，像是一道伤疤。她想起渡口镇的天空，那么宽，那么蓝，白云像羊群一样在天上慢慢走。那时候她觉得天太小了，困住了她的梦想。现在她才知道，天太大了，大得让人害怕，大得让人找不到方向。
她靠在墙上，慢慢地滑坐在地上。她的背贴着冰凉的墙壁，寒意透过薄薄的棉袄渗进皮肤，但她感觉不到冷。她只是觉得累，累得连手指都不想动一下。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建国的样子。他五岁那年，坐在长途客车上，小手紧紧抓着窗框，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葡萄。他十岁那年，第一次帮她背柴禾，小小的肩膀被压得弯弯的，但他咬着牙，一步一步往前走，没有喊一声累。他十五岁那年，考上了县里的高中，拿着录取通知书跑回家，脸上洋溢着灿烂的笑容，嘴角歪向左边，露出那颗虎牙。
"妈，我考上了！我考上了！"
他的声音仿佛还在耳边回响，那么清晰，那么真实。但当她睁开眼睛，周围只有冰冷的墙壁和灰蒙蒙的天空。
她的眼眶终于湿润了。一滴眼泪顺着脸颊滑落，落在她的手背上，冰凉冰凉的。她用手背擦了擦，但眼泪越擦越多，像是决堤的洪水，怎么也止不住。
她把脸埋在膝盖里，肩膀一抖一抖的。她没有发出声音，只是无声地哭泣。她的哭声被淹没在城市的喧嚣里，像是一滴水落进了大海，没有引起任何人的注意。
她哭了很久，久到天色渐渐暗了下来，巷子里亮起了昏黄的路灯。她抬起头，脸上全是泪痕，被冷风一吹，皮肤紧绷绷的，像是戴了一张僵硬的面具。
她深吸一口气，用手背胡乱地擦了擦脸，然后站起身。她的腿麻了，站起来的时候晃了晃，她扶住墙壁，缓了缓，才站稳。
她不能倒下。她还没有找到建国，她不能倒下。
她整理了一下棉袄，把布包抱紧，然后走出巷子，汇入人流。她的脚步很稳，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
她知道，前方的路还很长，很艰难。但她不会放弃。因为那是她的儿子，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是她无论走多远，最后都要回去的根。
三
林秀兰在深圳的街头流浪了三天。
白天，她四处打听建国的下落，走进每一家工厂、每一家餐馆、每一个工地，询问每一个可能认识他的人。晚上，她蜷缩在桥洞下、公园长椅上、或者24小时营业的快餐店里，用棉袄裹紧自己，抵御深夜的寒意。
她的钱越来越少。布包里的三百多块钱，买车票花了一百多，在深圳的三天里，吃饭、住宿（她住过一晚最便宜的招待所，二十块钱，房间里只有一张硬板床和一个散发着霉味的被子）、坐车，又花了一百多。现在，她只剩下不到一百块钱了。
她不敢再住招待所了。她开始在桥洞下过夜。桥洞下很潮湿，地上铺着一层薄薄的青苔，散发着一股腥臭的气味。她找了一些报纸铺在地上，然后躺在上面，把棉袄裹紧，双手抱在胸前，像是一只蜷缩的虾米。
夜里很冷，风从桥洞的一头灌进来，从另一头出去，发出"呜呜"的声响，像是某种野兽的哀鸣。她睡不着，或者说，她不敢睡。她怕睡着了，包里的钱就没了。她怕睡着了，就再也醒不过来了。
她睁着眼睛，望着桥洞顶部的混凝土结构。混凝土上布满了裂缝，裂缝里渗出水珠，在昏暗的灯光下闪着微弱的光。她数着那些水珠，一颗，两颗，三颗……数到一百的时候，天就亮了。
天亮的时候，她爬起来，拍拍身上的灰，把报纸叠好塞进布包，然后走出桥洞，继续寻找。
第四天，她来到了一个建筑工地。
工地很大，围墙里面是高耸的塔吊和密密麻麻的脚手架，工人们像蚂蚁一样在脚手架上爬来爬去。围墙外面是一条泥泞的小路，路边堆满了建筑垃圾和生锈的钢管。空气中弥漫着水泥灰和汗水的气味，呛得人喘不过气来。
林秀兰站在围墙外面，望着里面的工地。她的棉袄上沾满了泥点和灰尘，头发乱蓬蓬的，脸上有几道被树枝划伤的痕迹。她的嘴唇干裂，渗出血丝，眼睛下面挂着两个大大的黑眼圈。她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老了十岁，像是一个被生活榨干了所有水分的干尸。
"喂！干什么的？"
一个粗犷的声音在她身后响起。林秀兰转过身，看见一个四十来岁的男人正朝她走来。他穿着一件黄色的安全背心，背心下面是一件沾满水泥灰的T恤，T恤的领口已经磨破了，露出里面黝黑的胸膛。他的头上戴着一顶红色的安全帽，安全帽的帽檐压得很低，遮住了半张脸。他的脸很黑，被太阳晒得像是一块炭，只有眼睛是白的，在黑色的脸上显得格外醒目。
"我……我想打听个人。"林秀兰说，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
"打听人？"男人上下打量了她一番，眉头皱了起来。他的眉毛很浓，皱起来的时候在眉心挤出两道深深的纹路，像是一个"川"字。
"你是哪儿来的？怎么找到这儿来的？"他的语气里带着警惕。
"我……我从渡口镇来，"林秀兰说，"找我儿子。他叫林建国，以前在华强电子厂打工。您……您听说过吗？"
男人的眼神闪烁了一下。这个细微的变化没有逃过林秀兰的眼睛。她的心猛地一跳，像是被什么东西揪住了。
"林建国？"男人重复了一遍这个名字，声音有些发虚。他的目光移向别处，不敢与她对视。
"您认识他？"林秀兰往前跨了一步，抓住男人的胳膊。她的手很瘦，指关节突出，像是一双鸡爪，但此刻却像铁钳一样紧紧箍住男人的胳膊。
"我……"男人想挣脱，但挣不开。他的脸上闪过一丝慌乱，随即又镇定下来，"我不认识。你……你找别人问吧。"
他说着，用力一甩胳膊，挣脱了林秀兰的手，转身朝工地里走去。他的步子很快，几乎是跑着的，黄色的安全背心在脚手架之间一闪，就消失不见了。
林秀兰站在原地，望着他的背影，心里翻涌着复杂的情绪。她确定，那个男人认识建国，至少听说过他。他的眼神，他的表情，他听到"林建国"三个字时的反应，都说明了这一点。
但他为什么不说？他在隐瞒什么？
林秀兰的心沉了下去。一个可怕的念头在她脑海里闪过，但她不敢去想。她摇摇头，把这个念头赶出脑海，然后朝工地里走去。
"喂！你不能进去！"门口的门卫拦住她，"工地重地，闲人免进！"
"我要找人！"林秀兰说，声音里带着一种不顾一切的执拗。
"找什么人？这里没有什么林建国！"门卫不耐烦地挥挥手，"赶紧走，不然我叫人了！"
林秀兰还想说什么，但门卫已经拿起了对讲机。她只好转身离开，但她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走得很沉重。她走到围墙拐角处，停下来，靠在墙上，闭上眼睛。
她的头很痛，像是有无数根针在扎。她的胃也很痛，已经两天没有好好吃东西了，胃里空空的，像是一个无底洞。她的身体在抗议，在呐喊，在要求她停下来休息。但她不能停。她还没有找到建国，她不能停。
她靠在墙上，缓了缓，然后睁开眼睛，继续往前走。她的脚步很稳，脊背挺得笔直，像是一个永远不会倒下的战士。
四
第五天，林秀兰遇到了一个老人。
那是在一个菜市场里。菜市场很大，摊位密密麻麻地排列着，卖菜的、卖肉的、卖鱼的、卖水果的，吆喝声此起彼伏。空气中弥漫着鱼腥、肉腥、蔬菜的清香和某种说不清的腐败气味，混合在一起，像是一锅煮过头的杂烩汤。
林秀兰在菜市场里转悠，希望能找到一些吃的。她已经两天没有正经吃过东西了，胃里空得发慌。她在一个卖剩菜的摊位前停下来，看着那些发黄发蔫的叶子菜，咽了咽口水。
"大姐，买点菜？"
摊主是一个五十来岁的女人，胖胖的，脸上堆着笑容。她的手上沾着泥土，指甲缝里嵌着黑色的污垢。
林秀兰摸了摸口袋，里面只有几块钱。她摇摇头，转身想走。
"等等，"摊主叫住她，从摊位下面捡出几个还算完好的西红柿，"这几个不要了，你拿去吧。"
林秀兰愣住了。她看着摊主手里的西红柿，红彤彤的，虽然有些软了，但看起来还能吃。她的眼眶有些发热，但她忍住了眼泪。
"谢谢。"她接过西红柿，声音有些发抖。
她走到菜市场的一个角落里，蹲下来，狼吞虎咽地吃着一个西红柿。西红柿的汁水顺着她的嘴角流下来，滴在她的棉袄上，染出一片暗红色的污渍。她顾不上擦，只是大口大口地吃着，像是一头饥饿的野兽。
"慢点吃，别噎着。"
一个苍老的声音在她身边响起。林秀兰抬起头，看见一个老人正站在她面前。他七十来岁，头发全白了，稀疏地贴在头皮上，露出光亮的头顶。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眼窝深陷，像是一具披着人皮的骷髅。但他的眼睛很亮，黑白分明，透着一种看透世事的清明。
他穿着一件灰色的中山装，中山装的领口磨破了，袖口也磨出了毛边，但洗得很干净。他的手里拄着一根拐杖，拐杖是枣木做的，被手汗浸得发黑发亮。
"大爷……"林秀兰站起身，有些尴尬地擦了擦嘴角的汁水。
"坐，坐。"老人摆摆手，在她身边的一个水泥墩子上坐下。他的动作很慢，每一步都很小心，像是怕摔着。他坐下后，把拐杖靠在腿上，双手交叉放在拐杖顶端，望着林秀兰。
"从外地来的？"他问，声音很温和，像是一杯温热的茶。
"嗯。"林秀兰点点头，在他身边坐下。她的坐姿很端正，即使在这样的境地里，她也不愿意放松自己。
"来找人？"
"找我儿子。"
"儿子？"
"嗯。他叫林建国，以前在华强电子厂打工。三个月前失踪了，我……我来找他。"林秀兰的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的眼睛望着前方，眼神有些恍惚。
老人沉默了。他望着林秀兰，眼神里带着一种复杂的情绪，有同情，有怜悯，还有一种她看不懂的东西。他的嘴唇动了动，想说什么，但最终没有说出来。
"华强电子厂……"他喃喃自语，声音很轻，像是在回忆什么，"那个厂，我知道。去年倒闭的，老板卷钱跑了，欠了工人好几个月工资。"
"您知道？"林秀兰猛地转过头，眼睛亮了起来，像是一盏突然被点亮的灯，"那您知道，厂里的工人都去哪儿了吗？"
老人摇摇头："大部分散了，有的去了别的厂，有的回了老家。但也有几个……"他顿了顿，眼神变得有些黯淡，"有几个，走了歪路。"
"歪路？"林秀兰的心猛地一紧，"什么歪路？"
老人没有回答。他望着远方，眼神变得有些恍惚，像是在回忆一段不愿触及的往事。他的嘴唇抿成一条直线，嘴角微微向下撇着，那是他在极力压抑某种情绪时的表情。
"大爷，"林秀兰抓住他的手，她的手很瘦，指关节突出，像是一双鸡爪，但此刻却像铁钳一样紧紧箍住老人的手，"您告诉我，求您告诉我！我儿子他……他到底怎么了？"
老人低下头，看着她的手。她的手很瘦，青筋暴起，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他能感觉到她的手在颤抖，那是一种从内心深处传来的恐惧和绝望。
"大姐，"他叹了口气，声音里带着一丝无奈，"有些事，知道了不如不知道。"
"不，"林秀兰摇头，眼泪终于夺眶而出，"我必须知道。他是我的儿子，我必须知道！"
她的眼泪像断了线的珠子，一颗一颗地滚落下来，落在她的手背上，落在老人的手背上，冰凉冰凉的。她的肩膀一抖一抖的，但她没有发出声音，只是无声地哭泣。
老人看着她，眼神里充满了怜悯。他伸出手，用粗糙的手掌擦了擦她的眼泪。他的手掌很干，像是一张砂纸，擦过她的脸颊时带来一阵刺痛。
"好吧，"他说，声音很轻，像是一片落叶，"我告诉你。但你要答应我，不管听到什么，都要坚强。"
林秀兰点点头，用手背胡乱地擦了擦眼泪。她的眼睛红红的，像是一只兔子，但眼神里有一种不屈的光芒，像是一团燃烧的火焰。
老人深吸一口气，开始讲述。
"华强电子厂倒闭后，有几个工人没拿到工资，走投无路，就……就加入了一个传销组织。"他的声音很轻，像是在说什么见不得光的事，"那个组织，打着'快速致富'的旗号，骗了很多打工的人。他们把人关起来，没收身份证和手机，逼着他们拉人头、骗钱。如果不从，就……"
他说不下去了，只是摇摇头，眼神里带着一种深深的痛惜。
林秀兰的脸色瞬间变得惨白。她的身体晃了晃，差点摔倒，她扶住水泥墩子，才勉强站稳。她的嘴唇颤抖着，想说些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我儿子……"她终于挤出几个字，声音沙哑得像砂纸摩擦，"他……他在那个组织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