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渡口》
第一章：归途
一
一九九八年的冬天来得格外早。
十一月的渡口镇已经飘起了细碎的雪，像谁把盐罐子打翻在了灰蒙蒙的天幕上。镇子东头的老渡口码头，一根锈迹斑斑的铁桩斜插在浑浊的江水里，桩身上"禁止靠泊"四个红漆大字早已斑驳，只剩下"禁"字的上半部分还倔强地红着。
江面上漂着一层薄薄的雾气，远处的对岸隐没在灰白色的混沌里，偶尔传来几声沉闷的汽笛，像是从另一个世界传来的叹息。
林秀兰站在码头的石阶上，双手拢在一件洗得发白的藏青色棉袄袖子里。她今年四十七岁，鬓角已经花白了大半，用一根黑色的塑料发卡别在耳后。她的脸是标准的瓜子脸，年轻时想必是好看的，只是如今颧骨有些突出，眼窝深陷，两颊的皮肤松弛下来，像被揉皱后又勉强展平的纸。她的嘴唇很薄，常年干燥，此刻正微微抿着，露出一道细如刀刻的纹路。
她穿着一件深灰色的棉裤，裤脚塞在一双黑色的胶鞋里，鞋面上沾着泥点和已经干硬的草屑。她的站姿很端正，脊背挺得笔直，这是三十年教师生涯留给她的印记——即使现在已经没人需要她站讲台了。
"秀兰姐！"
一个粗嘎的声音从身后传来。林秀兰转过身，看见一个五十来岁的男人正从镇子方向快步走来。他穿着一件军绿色的旧大衣，领子竖着，下巴埋在里面，只露出一双被寒风吹得通红的眼睛和一个大红鼻子。他的步子很大，每一步都踩在石阶边缘的积雪上，发出"咯吱咯吱"的声响。
"老周。"林秀兰微微点头，嘴角扯出一个淡淡的笑容，但那笑容没有到达眼底。她的眼睛是琥珀色的，此刻在灰蒙蒙的天光下显得有些浑浊，像是被蒙上了一层薄雾。
老周走到她身边，从大衣口袋里掏出一包"大前门"，抽出一根叼在嘴上，却没有点火。他的手指粗短，指关节粗大变形，那是常年在江上摆渡摇橹落下的毛病。他看了林秀兰一眼，又把烟塞回兜里，叹了口气："还在等？"
"嗯。"林秀兰应了一声，目光重新投向江面。她的睫毛上沾了几粒细小的雪花，随着眨眼的动作轻轻颤动。
"这都第几天了？"老周问。
"十七天。"林秀兰的声音很平静，像是在说一件与己无关的事。但她的右手却不自觉地攥紧了棉袄的袖口，指节因为用力而泛白。
老周张了张嘴，想说什么，最终只是从鼻孔里呼出一团白气。他转身朝江边走去，那里停着一艘铁皮小船，船身漆成暗红色，船头的油漆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锈迹斑斑的铁皮。他跳上船，船身晃了晃，发出"嘎吱"一声闷响。
"秀兰姐，上来暖和暖和吧，外头冷。"
林秀兰摇摇头："我再站会儿。"
老周不再劝，从船舱里拎出一个铁皮炉子，往里面添了几块木炭，又拿起一把蒲扇扇了扇。火苗"呼"地窜起来，在灰蒙蒙的江面上映出一小片橘红色的光。
林秀兰望着那团火光，眼神有些恍惚。
她想起三十年前，也是这样一个冬天，她第一次站在这个码头上。那时候她十七岁，扎着两条乌黑的麻花辫，辫梢系着红色的头绳，穿着母亲新做的碎花棉袄，脸蛋被江风吹得红扑扑的。她手里攥着一张师范学校的录取通知书，那是她改变命运的船票。
那时候的老渡口还没有这艘铁皮船，只有几艘木划子，船夫们穿着蓑衣，戴着斗笠，在江面上像黑色的剪影一样来回穿梭。江面上没有雾，对岸的青山清晰可见，山腰上飘着几缕炊烟，像是谁随手画上去的。
她记得那天江面上有薄薄的冰碴，木划子划过的时候发出"咔嚓咔嚓"的碎裂声。她坐在船头，双手紧紧抓着船舷，心跳得厉害。不是因为害怕，是因为激动——她要去师范学校了，她要当先生了，她再也不要像母亲那样，一辈子困在这个渡口镇上，面朝黄土背朝天。
"秀兰姐！"
老周的声音把她从回忆里拽回来。她眨了眨眼，发现雪下大了，雪花像棉絮一样纷纷扬扬地落下来，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很快就积了薄薄的一层。她的鼻尖冻得通红，但她似乎感觉不到冷。
"秀兰姐，上来吧，雪大了。"老周的声音里带着一丝不易察觉的焦急。
林秀兰终于动了。她缓缓转过身，一步一步走下石阶。她的步子很慢，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像是在丈量着什么。走到船边，她扶着船舷，小心翼翼地跨了上去。船身晃了晃，她下意识地抓住了老周的胳膊。
老周的胳膊很粗，隔着厚厚的棉衣也能感觉到肌肉的硬度。他扶着她站稳，然后松开手，从船舱里拖出一条长凳，用袖子擦了擦上面的灰："坐。"
林秀兰坐下，双手放在膝盖上，脊背依然挺得笔直。她望着江面，雪花落在水面上，瞬间就不见了踪影。
"秀兰姐，"老周坐在她对面，双手交叉放在膝盖上，指关节因为用力而泛白，"你……你是不是还在怪建国？"
林秀兰的身体微微一僵，但很快又恢复了平静。她没有回答，只是把目光投向更远的地方，那里江面和天空融成了一片灰白，分不清哪里是水，哪里是天。
老周叹了口气，从口袋里掏出那包"大前门"，这次真的点上了。他深吸一口，吐出一团浓重的白烟，白烟很快被风雪撕碎，消散在冰冷的空气里。
"建国他……他也有他的难处。"老周的声音很低，像是在自言自语，"深圳那边……机会多，他……"
"我知道。"林秀兰突然开口，声音很轻，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她的嘴唇微微颤抖了一下，随即又抿成一条直线。她的眼睛依然望着远方，但眼眶有些发红，不知道是被风吹的，还是别的什么原因。
老周不说话了，只是默默地抽着烟。烟头的火光在风雪中忽明忽暗，像一只不安分的萤火虫。
船舱里安静下来，只有木炭在炉子里偶尔发出"噼啪"的爆裂声，和江水流动的低沉呜咽。
林秀兰闭上眼睛，脑海里浮现出一个画面。
那是三个月前，也是在这个渡口。她送儿子建国上船，去深圳打工。建国穿着一件她亲手织的灰色毛衣，外面套着一件从镇子上买的黑色夹克。他二十四岁，个子很高，肩膀宽阔，但背有些微微的驼——那是从小背柴禾背出来的。他的脸是国字脸，眉毛很浓，眼睛不大但很有神，笑起来的时候嘴角会往左边歪，露出左边的一颗虎牙。
"妈，你别送了，外头冷。"建国说，伸手想把她往回推。他的手很大，掌心粗糙，指节处有几道浅浅的疤痕，那是小时候砍柴留下的。
"我再送送你。"林秀兰说，把手里一个布包塞进他怀里。布包里是她攒了半年的鸡蛋，还有二十块钱，用一块蓝格子手帕包着。
"妈，鸡蛋你留着吃，我在外面能挣到钱。"建国想把布包推回来，但林秀兰的手劲很大，他推不动。
"拿着。"林秀兰的声音不容置疑。她的眉毛微微皱起，眉心挤出几道浅浅的纹路。她的眼睛盯着儿子的脸，像是要把他的模样刻进脑子里。
建国最终收下了。他低下头，看着手里的布包，喉结上下滚动了一下。他的眼眶有些发红，但他很快抬起头，露出一个笑容："妈，等我挣到钱，就接你去深圳住大房子。"
"好。"林秀兰点点头，嘴角也露出一个笑容。但她的笑容很淡，淡得像江面上的雾气，风一吹就散了。
船开了。建国站在船头，朝她挥手。他的身影越来越小，最后变成了一个黑点，消失在江面的雾气里。
林秀兰站在码头上，一直站到船完全看不见了，才转身往回走。她的脚步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棉花上。她走得很稳，但心里空落落的，像是被人挖走了一块。
那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儿子。
三个月来，她只收到过两封信。第一封信是建国到深圳后写的，说他在一家电子厂找到了工作，包吃住，一个月能挣三百多块。信纸是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字迹潦草，但每个字都写得很用力，笔尖几乎要划破纸背。
第二封信是一个月前收到的，信很短，只有几行字。建国说电子厂倒闭了，他在找新工作，让她不要担心。信的末尾，他画了一个笑脸，笑脸画得很丑，嘴角歪向左边，像他的笑容。
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十七天前，镇上的邮递员老赵告诉她，深圳那边来了一封电报，是打到镇政府的。她跑去问，镇政府的干事说电报上只有几个字："林建国失踪，请家属速来。"
她当场就懵了。她的脑子一片空白，耳朵里嗡嗡作响，像是有一万只蜜蜂在飞。她张了张嘴，想说什么，但喉咙像是被什么东西堵住了，一个字也说不出来。
她不知道自己是怎么走回家的。她只记得那天太阳很大，晒得她头晕目眩。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像踩在刀尖上。路上有人跟她打招呼，她听见了，但不知道是谁，也不知道该说什么，只是机械地点点头。
回到家，她坐在堂屋的椅子上，坐了整整一个下午。椅子是木头做的，很硬，坐久了屁股发麻，但她感觉不到。她的眼睛直直地盯着墙上的挂钟，挂钟的秒针"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敲在她的心上。
傍晚的时候，邻居王婶来敲门，问她怎么了。她张了张嘴，想说话，但眼泪突然涌了出来。她不知道自己为什么要哭，她只是觉得心里堵得慌，像是有一团棉花塞在胸口，喘不过气来。
王婶吓坏了，连声问她怎么了。她摇摇头，用手背胡乱地擦了擦眼泪，声音沙哑地说："没事，建国……建国去深圳了。"
她没有告诉任何人电报的事。她不知道该怎么开口，也不知道该跟谁说。她只是每天早早地来到渡口，站在码头上，望着江面，等着。等什么，她也不知道。也许是等一艘船，也许是等一个人，也许是等一个她不敢面对的答案。
"秀兰姐，"老周的声音把她从回忆里拉回来，"要不……我明天陪你去一趟深圳？"
林秀兰睁开眼睛，看着老周。老周的脸被炉火映得红彤彤的，眼睛里的红血丝更明显了。他的嘴唇干裂，上面沾着烟灰，但他似乎毫不在意。
"不用。"林秀兰摇摇头，"我自己去。"
"你一个人？"
"我一个人。"林秀兰的声音很平静，但语气里有一种不容置疑的坚定。她站起身，拍了拍棉袄上的雪花，"老周，送我过江吧，我去县城买车票。"
老周愣了一下，随即点点头："好。"
他站起身，走到船尾，解开缆绳。缆绳是麻绳编的，被江水泡得发黑发硬，上面结了一层薄薄的冰。他用戴着手套的手搓了搓，缆绳上的冰碴簌簌地往下掉。
"秀兰姐，坐稳了。"
老周拿起橹，插进水里。橹是枣木做的，被江水泡得发黑发亮，握把处磨得光滑。他双手握住橹柄，身体微微前倾，双脚分开站稳，然后用力一推。
船身晃了晃，缓缓离开岸边。江水被橹划开，发出"哗啦"一声轻响，在船尾留下一道长长的水痕。
林秀兰坐在船头，双手扶着船舷，望着越来越近的对岸。雪花落在她的头发上、肩膀上，她不去拂，任由它们堆积。她的眼神很平静，平静得像一潭深水，看不见底。
但她的心里，却像这江面一样，翻涌着看不见的暗流。
二
县城的汽车站很小，只有一排低矮的平房，墙上刷着白灰，白灰剥落了大半，露出底下青灰色的砖块。站门口停着几辆破旧的长途客车，车身上漆着"渡口—省城"的字样，油漆已经斑驳，"渡"字的"氵"旁完全脱落，只剩下一个"度"字孤零零地挂着。
林秀兰站在售票窗口前，从棉袄内袋里掏出一个布包。布包是蓝格子布的，边角已经磨得发白，上面打着一个整齐的结。她解开结，里面是一叠钞票，用一根橡皮筋捆着。她数了数，抽出几张，递给窗口里的售票员。
"一张去深圳的票。"
售票员是个二十来岁的姑娘，烫着一头时下流行的波浪卷，嘴唇涂着鲜红的口红。她接过钱，在手指上蘸了蘸唾沫，一张一张地数，动作熟练而机械。她的指甲上涂着粉色的指甲油，有几处已经剥落了，露出底下泛黄的指甲。
"三百二。"她说，把车票和找零一起推出来。
林秀兰接过车票，低头看了看。车票是粉红色的，上面印着黑色的字，字迹有些模糊，"深圳"两个字被手汗洇得有些发花。她把车票仔细地折好，放进布包里，又把布包塞进内袋，用手按了按，确认放稳妥了。
她走出售票厅，在站门口的石阶上坐下。石阶是水泥的，被无数双脚踩得光滑，缝隙里嵌着黑色的污垢。她坐的地方正好有一小片阳光，从两栋楼房之间的缝隙里漏下来，照在她的膝盖上，暖洋洋的。
她从棉袄口袋里掏出一块干粮，是早上出门前蒸的玉米面饼子，已经凉了，硬邦邦的。她掰了一小块，放进嘴里，慢慢地嚼。饼子很干，嚼起来像嚼沙子，但她吃得很慢，每一口都嚼很多下，像是在品尝什么美味。
"阿姨，您去哪儿啊？"
一个声音在她身边响起。林秀兰抬起头，看见一个年轻人正站在她面前。他二十来岁，穿着一件黑色的皮夹克，皮夹克是仿皮的，领子竖着，拉链只拉到胸口，露出里面一件花格子衬衫。他的头发梳得油光水滑，用摩丝固定成一个三七分的造型，几缕刘海垂在额前。他的脸很瘦，颧骨突出，下巴尖尖的，眼睛不大，但很有神，此刻正带着一种讨好的笑容看着她。
他的笑容让林秀兰感到有些不舒服。那笑容太热情了，热情得有些虚假，像是贴上去的面具。但她还是礼貌地回答："去深圳。"
"哟，巧了！"年轻人一拍大腿，脸上的笑容更灿烂了，露出两排被烟熏黄的牙齿，"我也去深圳！阿姨，咱们同路啊！"
他在她身边坐下，挨得很近，近得她能闻到他身上浓重的香水味和烟味混合在一起的气味。那气味很冲，让她忍不住皱了皱鼻子。
"阿姨，您是去深圳探亲还是打工啊？"年轻人问，从皮夹克的口袋里掏出一包"红塔山"，抽出一根递给她。
林秀兰摆摆手："不抽。我去找我儿子。"
"找儿子？"年轻人的眼睛亮了亮，"您儿子在深圳做什么啊？"
"打工。"
"打工好啊，深圳机会多，遍地是黄金！"年轻人把烟叼在自己嘴上，掏出打火机点上，深吸一口，吐出一个烟圈，"阿姨，我跟您说，我在深圳有个表哥，做服装批发的，一年能挣这个数！"他伸出五根手指，在林秀兰面前晃了晃。
林秀兰没有接话，只是低头继续啃她的饼子。她对年轻人的话不感兴趣，她现在满脑子想的都是建国。建国现在在哪里？他还好吗？他有没有找到新工作？他有没有吃饱穿暖？
"阿姨，您儿子在哪个区啊？深圳可大了，分好几个区呢，福田、罗湖、南山……"年轻人还在喋喋不休。
林秀兰抬起头，看着他："我不知道。"
"不知道？"年轻人愣了一下，随即又笑起来，"没事，到了深圳我帮您打听打听。我在那边熟，三教九流的朋友多的是。"
林秀兰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她不喜欢这个年轻人，但她现在需要任何可能帮助她找到儿子的线索。她的内心在挣扎，一方面她本能地不信任这个过于热情的陌生人，另一方面她又抱着一丝侥幸——万一他真的认识建国呢？万一他真的能找到建国呢？
"阿姨，您带了多少路费啊？"年轻人突然问，眼睛不经意地扫过她的胸口——那里鼓鼓的，是内袋里装着布包的形状。
林秀兰下意识地用手捂住了胸口。她的动作很快，但年轻人还是看见了。他的眼睛里闪过一丝什么，快得几乎让人抓不住，但林秀兰捕捉到了。那是一丝贪婪，像饿狼看见猎物时眼睛里的绿光。
她的心猛地一紧，但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她只是淡淡地说："没多少，够买车票就行。"
"哦，哦。"年轻人点点头，不再追问。他站起身，拍了拍屁股上的灰，"阿姨，我去上个厕所，您帮我看着点包啊。"
他指了指放在石阶上的一个黑色旅行包，然后转身朝车站后面的公共厕所走去。他的步子很快，皮夹克的后摆在风中晃了晃，像一只黑色的鸟。
林秀兰看着他的背影消失在拐角处，然后低下头，继续啃她的饼子。但她的心思已经不在饼子上了。她的手依然捂着胸口，那里，布包里的钱是她全部的家当。三百二十块钱的车票，加上剩下的八十多块，一共不到四百块钱。那是她攒了半年的积蓄，是她去深圳找儿子的全部依靠。
她想起临走前，她把家里翻了个底朝天，只找到这么点钱。她的工资早就停了——学校三年前就撤并了，她这个民办教师被"优化"掉了，每个月只有几十块钱的补助。她平时靠种点地、养几只鸡维持生计，能攒下这点钱已经是极限了。
她把钱缝在棉袄的内袋里，用针线密密地缝了好几道，针脚歪歪扭扭的，但很结实。她本来想把布包缝在更隐蔽的地方，但时间来不及了，她怕误了车。
"阿姨！"
那个年轻人回来了，脸上依然挂着笑容，但笑容里多了一丝急切。他在她身边坐下，挨得更近了，近得他的胳膊肘几乎要碰到她的肩膀。
"阿姨，我跟您说个事。"他压低声音，像是在说什么秘密，"我刚才在厕所里碰到一个朋友，他说今天去深圳的车票卖完了，最后一班已经走了。"
林秀兰愣住了。她低头看了看手里的车票，粉红色的票面上"深圳"两个字依然模糊地印在那里。
"不可能，"她说，"我刚买到票。"
"哎呀，阿姨，您不懂！"年轻人摆摆手，一脸"您太天真了"的表情，"现在春运，车票紧张，很多票都是假的！您这票……"他伸手想拿过车票看看，但林秀兰把手缩了回去。
"我的票是真的。"她的声音冷了下来，眼神也变得警惕。她把车票塞回内袋，手依然捂着那里。
年轻人的手停在半空中，尴尬地收了回去。他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自然："阿姨，您别不信我，我真的是为您好。这样吧，我认识一个跑长途的司机，他今天正好去深圳，还有最后一个座位。您要是信得过我，我把您介绍给他，保证比坐大巴舒服，还快！"
林秀兰看着他，没有说话。她的眼睛是琥珀色的，此刻在阳光下显得格外清澈，清澈得能照见人影。她盯着年轻人的眼睛，想从里面看出点什么。
年轻人的眼神闪烁了一下，随即又镇定下来。他迎上她的目光，笑容依然挂在脸上，但眼角的肌肉微微抽搐了一下——那是一个人在紧张时不自觉的微表情。
林秀兰看出来了。她的心沉了下去。她虽然一辈子没出过远门，但她不傻。她在讲台上站了三十年，什么样的学生没见过？撒谎的、作弊的、偷东西的……她一眼就能看穿。这个年轻人，在骗她。
"不用了，"她说，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我坐大巴就行。"
她转身朝候车室走去，脚步很快，但没有跑。她的脊背挺得笔直，肩膀微微绷着，像是在防备着什么。
"阿姨！阿姨！"年轻人在后面喊，但她没有回头。
她走进候车室，在角落里找了一个位置坐下。候车室里人不多，几个农民模样的人蹲在地上抽烟，一个抱着孩子的妇女在哄孩子睡觉，一个穿着中山装的老人在看报纸。空气中弥漫着烟味、汗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馊味，混合在一起，让人有些作呕。
林秀兰深吸一口气，努力让自己平静下来。她的手依然捂着胸口，那里，布包里的钱还在，硬硬的，硌着她的胸口，让她感到一丝安心。
她闭上眼睛，脑海里又浮现出建国的样子。
建国小时候很乖，不爱说话，但眼睛很亮。他五岁那年，她第一次带他来县城，他坐在长途客车上，小手紧紧抓着窗框，眼睛一眨不眨地望着窗外的风景。当客车驶过一座大桥时，他突然转过头，看着她，眼睛亮得像两颗黑葡萄："妈，桥下面是什么？"
"是河。"她说。
"河下面呢？"
"河下面是……是土地。"
"土地下面呢？"
她被他问住了，笑着揉了揉他的头发："土地下面啊，是根。树的根，草的根，还有……"她顿了顿，"还有我们家的根。"
"根是什么？"建国歪着头问。
"根就是……"她想了想，"根就是你无论走多远，最后都要回来的地方。"
建国似懂非懂地点点头，又把脸转向窗外。
那时候的她，怎么也想不到，有一天，她的儿子会走得那么远，远到她找不到他，远到他可能……再也回不来了。
她的眼眶有些发热，但她忍住了。她不能哭，至少不能在这里哭。她睁开眼睛，望着候车室墙上的挂钟，秒针"滴答滴答"地走着，每一声都像是在催促她。
她想起临走前，她去了一趟学校——不，现在已经不是学校了，那排土坯房三年前就被推平了，原地盖起了一栋两层的小楼，是镇上的农技站。她站在小楼前，站了很久。她想起她第一次站上讲台的样子，十七岁，穿着母亲做的碎花棉袄，手里攥着一根粉笔，手心全是汗。
"同学们好，我是你们的语文老师，我叫林秀兰。"
那是她说的第一句话。声音有些发抖，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台下坐着二十多个孩子，大的十二三岁，小的七八岁，眼睛亮晶晶地望着她。那一刻，她觉得自己是世界上最幸福的人。
她在这个讲台上站了三十年。三十年里，她教过的学生成百上千，有的考上了大学，有的去了城里打工，有的留在了镇上，像她一样，过着平凡而琐碎的日子。她记得每一个学生的名字，记得他们的笑容，记得他们作业本上的字迹。她把他们当作自己的孩子，甚至比对自己的儿子还要用心——因为她总觉得，建国是她的，而这些孩子，是她从命运手里"抢"来的。
她付出了那么多，可最后，她得到了什么？
学校撤并了，她"被优化"了。没有补偿，没有安置，只有一张薄薄的纸，上面写着"感谢林秀兰同志为教育事业做出的贡献"。她把那张纸折好，放在抽屉的最底层，再也没有拿出来过。
她的儿子去了深圳，三个月没有消息，最后等来一封电报："失踪"。
她的老伴走得早，十年前就因肺癌去世了。临走前，他拉着她的手，嘴唇翕动着想说什么，但最终一个字也没说出来。他的眼睛望着她，里面有不甘，有愧疚，还有……她看不懂的东西。她守了他三个月，端屎端尿，喂饭喂药，最后看着他闭上眼睛。她没有哭，只是在他坟前站了一整夜，直到露水打湿了她的头发。
现在，她只剩下建国了。如果建国也……
她不敢往下想。她的手不自觉地攥紧了胸口的布包，指节泛白。
"去深圳的旅客请注意，去深圳的旅客请注意，K128次列车即将发车，请持票旅客到二号检票口检票上车……"
广播里传来一个沙哑的女声，带着浓重的方言口音。林秀兰站起身，拍了拍裤子上的灰，朝检票口走去。
她的脚步很稳，每一步都踩得很实。她的脊背挺得笔直，肩膀微微绷着，像是一个即将奔赴战场的战士。
她知道，前方等待她的，可能是希望，也可能是绝望。但无论如何，她必须去。因为那是她的儿子，是她在这世上唯一的牵挂，是她无论走多远，最后都要回去的根。
三
火车是绿皮车，车厢里挤满了人。过道里、连接处、甚至厕所门口，都站满了背着大包小包的农民工。空气里弥漫着汗味、烟味、泡面味和某种说不清的酸腐味，混合在一起，像是一锅煮过头的杂烩汤。
林秀兰找到了自己的座位，是靠窗的位置。她把随身带的布包放在腿上，双手交叉放在布包上，眼睛望着窗外。窗外的风景在飞速后退，先是灰蒙蒙的城镇，然后是连绵的田野，田野里的庄稼已经收割完了，只剩下枯黄的秸秆茬子，像是谁剃了一个难看的头。
她对面坐着一个中年男人，四十来岁，穿着一件灰色的西装，西装的肩膀处垫着厚厚的垫肩，让他看起来像是一个倒三角。他的头发梳得一丝不苟，用发蜡固定成一个背头的造型，露出宽阔而油亮的额头。他的脸很圆，双下巴堆在领口处，像是一个发酵过度的面团。他的眼睛很小，眯成一条缝，但偶尔睁开的时候，里面闪过一丝精明的光。
他旁边坐着一个年轻女人，二十来岁，穿着一件红色的羽绒服，羽绒服的帽子上缀着一圈白色的毛领，衬得她的脸很小很白。她的头发染成金黄色，烫成大波浪卷，披散在肩膀上。她的眼睛很大，化了浓浓的眼影，睫毛像两把小扇子，忽闪忽闪的。她的嘴唇涂着鲜红的口红，像是一颗熟透的樱桃。
他们是一起的。从上车开始，中年男人就一直在跟年轻女人说话，声音很大，旁若无人。
"……我跟你说，这次去深圳，咱们一定要拿下那个单子！那个香港老板，我打听过了，最喜欢去夜总会，到时候你……"中年男人凑到年轻女人耳边，压低声音说了几句什么，年轻女人"咯咯"地笑了起来，笑得前仰后合，羽绒服上的毛领随着她的动作一颤一颤的。
林秀兰皱了皱眉，把目光移向窗外。她不喜欢这两个人，但她没有表现出来。她只是把布包抱得更紧了一些，身体微微侧向窗边，用沉默表达她的疏离。
"大姐，去哪儿啊？"中年男人突然跟她搭话，声音洪亮，带着一种自来熟的热情。
林秀兰转过头，看了他一眼："深圳。"
"哟，巧了！我们也是去深圳！"中年男人一拍大腿，脸上的肥肉随着动作颤了颤，"大姐，您是去探亲还是打工啊？"
"找我儿子。"林秀兰说，声音很淡。
"找儿子？"中年男人的眼睛亮了亮，"您儿子在深圳做什么？"
"打工。"
"打工好啊！"中年男人竖起大拇指，"深圳遍地是黄金，只要肯吃苦，一定能挣到钱！我跟你说，我在深圳做了十年生意，从摆地摊到开公司，现在手下有二十多号人呢！"
他说着，从西装内袋里掏出一张名片，递给林秀兰。名片是烫金的，上面印着"深圳市华强电子有限公司 总经理 王德发"，下面还有一串电话号码和地址。
林秀兰接过名片，低头看了看，然后折好，放进布包里。她没有说话，只是微微点了点头。
"大姐，您儿子在哪个区啊？说不定我认识呢！"王德发凑过来，身上散发出一股浓重的古龙水味，那气味很冲，让林秀兰忍不住往后缩了缩。
"我不知道。"她说。
"不知道？"王德发愣了一下，随即又笑起来，"没事，到了深圳我帮您打听打听。我在那边人头熟，三教九流的朋友多的是！"
这句话，和那个在汽车站遇到的年轻人说的一模一样。林秀兰的心里警铃大作，但她的脸上没有表现出来。她只是淡淡地说："谢谢，不用了。"
王德发碰了个软钉子，脸上的笑容僵了一下，但很快又恢复自然。他转过身，继续跟旁边的年轻女人说话，声音比之前更大了，像是在故意炫耀什么。
林秀兰闭上眼睛，假装睡觉。但她睡不着。火车"哐当哐当"地行驶着，每一次颠簸都让她的身体微微晃动。她的头靠在冰凉的窗玻璃上，玻璃上的寒气透过头发渗进头皮，让她感到一阵刺痛。
她想起建国小时候，有一次发高烧，她背着他走了十几里山路去镇上的卫生院。那是冬天，天上飘着雪，山路很滑，她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小心翼翼。建国的脸贴在她背上，滚烫滚烫的，像是一块烧红的炭。他的呼吸很急促，偶尔发出一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