税务局的办事大厅比林小禾想象的要安静。地面是浅灰色的大理石，反射着头顶的灯光，走路的时候鞋底会发出轻微的吱嘎声。等候区的椅子上坐了几个人，有的在看手机，有的在翻材料，没有人说话，整个大厅弥漫着一种公事公办的沉默。
窗口里的工作人员姓孙，四十多岁，圆脸，戴着一副黑框眼镜，镜片后面的眼睛不大但很亮。他接过林小禾递来的材料，翻了两页，抬头看了她一眼，又低头继续看。
“你说的是傅百川？傅氏集团的傅百川？”
“是。”
孙科长推了推眼镜，把材料放在一边，在键盘上敲了几下。屏幕上的查询结果跳出来，他盯着看了四五秒钟，然后把显示器微微转了一下角度，但没有完全对着林小禾。
“你这些材料是从哪里来的？”
“旧货市场收来的。”林小禾说，“一个樟木箱子，里面有一枚翡翠戒指。那枚戒指出现在三年前的电视节目上，傅百川说那是傅家的传家宝。我查了公开信息，没有任何申报记录。”
孙科长又看了她一眼，这次的目光比之前认真了一些。他重新面对电脑屏幕，十根手指放在键盘上，犹豫了一下，开始打字。
林小禾站在窗口前，没有催。
她注意到孙科长的左手无名指上戴着一枚银色的戒指，很细，款式很旧，表面磨得发亮，至少戴了十年以上。他的桌面上摆着一个相框，照片里是一对中年夫妻和一个上中学的女孩，三个人站在某个旅游景点前，笑得很开心。
这些都是细节，她用半秒钟就看完了，存进了脑子里。
孙科长打了大约三分钟的字，中间切换了两次查询系统，翻了两次纸质档案，还打了一个内部电话。电话的内容她没有听全，但关键词抓住了——“傅氏集团”、“资产申报”、“没有记录”。
他挂了电话，坐直，看着林小禾。
“林小姐，我查了三年的卷宗。”他的声音不大，但很清晰，“傅百川名下，以及他实际控股的所有关联公司名下，都没有任何关于这枚翡翠戒指的申报记录。”
林小禾没有说话。她在等“但是”——因为她知道，这种开场白后面通常会跟着一个“但是”。
“但是——”孙科长果然说了，“如果你说的这枚戒指确实存在，并且确实属于傅百川个人所有，那它的价值如果超过一定金额，理论上应该纳入财产申报范围。不过具体怎么认定，需要更详细的材料。”
“我有。”林小禾从牛皮纸袋里抽出那本证据册的第一部分复印件，从窗口下面的缝隙塞进去，“这是鉴定记录——翡翠产自缅甸，重量、切工、品相都有详细说明。市场估值不低于五百万。”
孙科长接过那份材料，翻了几页，手指在某一页上停了一下。他的表情没有太大变化，但镜片后面的眼睛里多了一些东西——不是惊讶，是一种“这事不好办”的神色。
“这些材料我收下了。”他把复印件整理好，放进一个文件夹里，“但这个事情需要走程序，不是一天两天能出结果的。”
“我知道。”林小禾说，“我不急。”
她不是不急。她是知道急没有用。
林小禾从税务局出来的时候，阳光正烈。她把墨镜戴上，牛皮纸袋夹在腋下，沿着人行道往公交站走。走了不到十步，手机震了一下。她拿出来看，是一条短信，发件人是个陌生号码，内容只有一行字：“你确定要继续？”
她没有回复，把手机放回口袋，继续走。
回到旧货市场的时候，已经快中午了。市场里最热闹的时间段刚刚开始，人来人往，讨价还价的声音此起彼伏。林小禾从侧门进去，绕到自己的摊位前，刚要放下牛皮纸袋，一个人影从旁边闪出来，挡在了她面前。
是市场门口那个年轻的城管，姓陈，大家都叫他小陈。二十二岁，刚从警校毕业分到这边来实习，圆脸，个子不高，穿着制服的时候看起来比实际年龄还小两岁。平时在市场里巡查，碰上占道经营或者消防隐患，他会皱眉，但不会为难摊主，说话也客气，市场里的老人们对他印象不错。
“林姐。”小陈喊了一声，语气跟平时不太一样。
林小禾抬头看了他一眼：“怎么了？”
小陈左右看了看，压低声音：“周姐跟我说了。”
“说什么了？”
“那个箱子的事。”小陈的声音压得更低了，低到只有两个人能听见，“五百万的事，还有那个人派来的人砸摊子的事。”
林小禾没有否认，也没有承认。她看着小陈，等他继续说。
“我帮你查资料。”小陈说得很干脆，像在汇报工作，“我有公安系统内部查询权限的临时账号，虽然不能直接调卷宗，但能查一些公开的档案目录和索引。你要查什么？”
林小禾看了他一眼。
“你是城管，你不怕？”
“我管的是市场秩序，不是谁的秩序。”小陈说这句话的时候，语气很平，没有慷慨激昂，没有热血沸腾，就像在陈述一个事实，“我在警校学的就是侦查。虽然没干成警察，但学的东西不能白学。”
林小禾看着他，沉默了三秒钟。
然后她把牛皮纸袋打开，抽出一张纸，上面是她手写的需要查的资料清单——九四年走私案的卷宗编号、林婉秋的户籍信息、林婉秋名下林场的工商注册记录、傅百川九十年代中期的公司变更记录。
“这些。”她把纸递给小陈，“能查多少查多少。查不到的告诉我。”
小陈接过纸，看了一遍，折了两折，塞进制服口袋里。“三天之内给你。”
林小禾点了点头，没有说谢谢。她知道这种时候说谢谢没有意义。小陈做这件事不是为了听她说谢谢。
小陈走了。周姐从隔壁摊位探过头来，脸上的表情介于担心和期待之间。
“小陈这孩子不错。”周姐说。
“嗯。”
“我也能帮忙。”周姐拍了拍自己的旧衣服摊子，“你别看我这些破衣服不值钱，我这摊子上来来往往的人多。你让我留意什么，你说话。”
林小禾想了想，从摊位底下翻出一个小型数码相机——那是她前年花两百块在市场上淘的二手货，像素不高，但够用。她把相机递给周姐。
“以后每个来卖旧货的客户，你帮我拍一张照片，顺便把旧物的样子也拍了。有证物价值的，我亲自过目。”
周姐接过相机，翻来覆去看了看，按下开机键，屏幕亮了。“拍完了存哪儿？”
“存电脑里。每天晚上我统一过一遍。”林小禾指了指摊位后面小屋里的那台旧笔记本电脑，“我过目不忘，只要看过一遍，任何细节随时可以比对调用。”
周姐点了点头，把相机的挂绳套在手腕上，像套了一个护身符。
林小禾重新坐回塑料凳子上，拿起那块绒布，继续擦那个铜香炉。香炉已经擦得很亮了，铜色的表面映出她的脸，左脸的淤青已经几乎看不见了。
她的脑子里在排布下一步的计划。
税务局查了，小陈去查档案了，周姐盯着市场里的旧物。这些都是在做信息收集，但有一个地方必须她亲自去——林婉秋出狱后最后待过的城中村。
那个地址是她从旧报纸的边角信息里拼出来的。一篇报道里提到“林某出狱后返回原籍”，另一篇社区新闻里提到“XX街道走访刑满释放人员林某某”，两篇报道的地点和时间对得上，再结合剪报里提到的林婉秋原籍地址，她锁定了一片区域——城东的老城中村，叫柳树巷。
下午三点，林小禾把摊位交给周姐看着，自己换了一件干净的衣服，背着那个旧帆布包，坐上了去城东的公交车。
柳树巷在城市的最东边，跟市中心的繁华隔着四十分钟的车程。这里的房子大多是上世纪八十年代建的，红砖外墙，预制板楼板，楼道里堆着杂物，电线像蜘蛛网一样从这栋楼扯到那栋楼。巷子很窄，两辆车错不开，路面坑坑洼洼，积着前几天下的雨水。
林小禾在巷口站了一会儿，左右看了看，然后沿着最宽的那条路往里走。
她手里拿着一张从旧报纸上复印下来的地图——那篇社区新闻的配图里隐约能看出一个门牌号的轮廓，她放大了二十倍，辨认出了“柳树巷17号”几个字。
17号在巷子的最深处，是一排老平房的最后一间。门是铁的，漆面斑驳，门框上方的墙皮脱落了一大块，露出下面的红砖。门上贴着一张泛黄的纸，写着“危房请勿靠近”，但门是虚掩着的。
林小禾敲了门。没人应。
她等了半分钟，又敲了一次。这次门里传来一阵咳嗽声，然后是拖鞋踩在地上的啪嗒声。门开了一条缝，露出一张满是皱纹的脸。
是一个老大爷，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了，身上穿着一件洗得发白的蓝色工装。他的眼睛不大好使，眯着眼看了林小禾好几秒，才开口：“找谁？”
“大爷，我想问您一个人。”林小禾从帆布包里拿出那张照片的复印件——不是傅百川搂着林婉秋的那张，而是她从旧杂志庭审照片里翻拍的林婉秋的单人照，“您认识这个女人吗？”
老大爷接过照片，举到眼前，眯着眼看了很久。
林小禾注意到他的手在抖。不是因为年纪大，是看到照片的那一瞬间开始抖的。
“你是她什么人？”老大爷的声音变了，不再是刚才那种老人特有的含糊，而是突然清醒了很多。
“我不认识她。”林小禾说，“我在找她的过去。”
老大爷沉默了一会儿，把门开大了些，侧身让出位置：“进来吧。”
屋子不大，一张床，一张桌，一把椅子，一个老式电视机，墙角堆着几个纸箱。空气里有一股中药的味道，混着潮湿的霉气。窗户上糊着旧报纸，光线透不进来，屋子里很暗。
老大爷坐在床边，林小禾坐在唯一的那把椅子上。椅子腿有点松，她坐上去的时候晃了一下，但她没在意。
“她回来的时候，是二〇〇五年夏天。”老大爷开口了，声音沙哑，像砂纸磨在木头上，“瘦得不像人，八十斤都没有。穿着监狱发的那身衣服，手里拎着一个塑料袋，里面就几件换洗的衣服。”
林小禾没有打断他，也没有做笔记。她不需要。每一个字都会刻进她的脑子里。
“她在里面待了十年。”老大爷说着，手指在膝盖上来回摩挲，像在搓一根看不见的绳子，“十年啊，出来的时候三十六。进去的时候二十六，正是好年纪。”
“她住在哪里？”林小禾问。
“就在隔壁。”老大爷抬手指了指左边的墙，“这排平房，她家以前就在隔壁。她妈死得早，爹在她进去的第二年也没了。房子空了八年，她出来的时候，房子已经被社区收回去分给别人了。”
“她没地方住。”
“没地方住。”老大爷重复了一遍，像在确认这个事实，“前面的老李头心善，把自己的杂物间腾出来给她住。就是最头上那间，你也看到了，门上有‘危房’那个。”
“她住了多久？”
老大爷想了想：“不到一年。”
林小禾的手指微微收紧了一下。
“后来呢？”
“后来就没了。”老大爷的声音更低了，低到像在跟自己说话，“她身体不行，在里头熬坏了。胃病，肝病，还有肺上的毛病。出来之后也没钱看，拖着拖着就……”他没有说完，只是摇了摇头。
“她有没有留下什么东西？比如一封信，或者一个地址？”
老大爷摇了摇头：“没什么东西。她回来的时候什么都没带，走的时候也什么都没留下。倒是有一回，她跟我说过一句话，我记到现在。”
“什么话？”
老大爷抬起那双浑浊的眼睛，看着林小禾。他的声音忽然变得清晰起来，像一个沉睡多年的人突然醒了。
“她说，‘有个人欠我一样东西，但我不想讨了。讨回来也没用，人都不是那个人了。’”
林小禾没有说话。她把这句话存进了脑子里，和之前所有的信息放在一起。
“她没有提过那个人的名字？”
“没有。但我知道她在说谁。”老大爷的眼光忽然变得锐利了一些，“这个巷子里的人都知道。电视上天天看到的那个人。”
林小禾没有追问。不需要了。
她站起来，从帆布包里拿出一个信封，放在桌上。信封里是五百块钱，她昨天从银行取出来的，不多，但够老大爷吃一阵子的药。
“大爷，谢谢您。”
老大爷没有看那个信封，只是看着林小禾的脸。他看了好几秒，忽然伸手拍了拍她的手背。那只手又干又硬，像冬天里的树枝，但很暖。
“姑娘，你是替她来的？”老大爷问。
林小禾想了想。
“我是替旧东西来的。”她说。
从柳树巷出来的时候，天已经快黑了。巷口的路灯亮了一盏，昏黄的光照在坑坑洼洼的路面上，把她的影子拉成了长长的一条。
她在巷口站了一会儿，把刚才老大爷说的每一个字在脑子里重新过了一遍。二〇〇五年夏天出狱，体重不足八十斤，住杂物间，不到一年就没了。没有留下任何东西，只留下了一句话——“有个人欠我一样东西，但我不想讨了。”
林小禾知道那个人是谁。
她转过身，朝公交站走去。走了几步，忽然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那条窄窄的巷子。巷子深处黑洞洞的，看不清尽头，但她知道在那片黑暗里，曾经有一个人度过了她生命中最后的三百天，在一个不到十平米的杂物间里，独自一个人。
没有人来看她。没有人帮她。她带着十年的冤屈回来，回来之后不到一年就走了。
而那个欠她的人，住在全城最高的顶楼。
林小禾转回头，继续往前走。她的脚步不快不慢，跟来时一样。但帆布包的背带在她的肩膀上勒出了一道深深的印痕，她没有调整。
回到出租屋的时候，已经是晚上九点了。
她把帆布包扔在床上，打开台灯，坐在书桌前。桌面上整整齐齐地摆着那些材料——旧报纸、手抄本、证据册、照片复印件、戒指的高清打印图。她把今天从老大爷那里听到的信息全部手写下来，一页一页地放进牛-皮纸袋。
证据册的第二册，开始有了雏形。
她在第一页写下了标题：“林婉秋·出狱后生活状况·走访记录”。下面分条目列出了时间、地点、受访人、受访人陈述、信息来源。
每一个字都写得工工整整，没有一处涂改。
写到“受访人陈述”那一栏的时候，她停下来，想了想，把老大爷说的那句原话一字不差地写了下来：“有个人欠我一样东西，但我不想讨了。讨回来也没用，人都不是那个人了。”
写完这句话，她把钢笔插回笔帽，靠坐在椅子上，闭上眼睛。
左脸的淤青已经彻底消了，嘴角的伤口也长好了，只留下一道几乎看不见的白色细线。但那种被人一拳打倒在地的闷痛感，她还记得。不是脸上的痛，是看见林婉秋住杂物间、不到一年就没了的时候，胸口涌上来的那种痛。
那种痛不轻，但比另一件事轻多了——比起林婉秋在牢里蹲了十年的痛，坐在杂物间等死的痛，知道自己被最爱的人卖了还说不出口的痛，她这点痛算什么。
林小禾睁开眼睛，重新拿起钢笔，翻开证据册的第二页，继续写。
她写到第十二页的时候，手机响了。
屏幕上显示的是一串陌生的号码，不是本地号段，也不是她见过的任何号码。她盯着那串数字看了两秒钟，然后接了起来。
她没有说话。
电话那头安静了大约三秒钟。然后响起一个声音。
是一个女人的声音。苍老，沙哑，像是声带被什么东西磨过了一样。这个声音里带着一种林小禾从未听到过的东西——不是悲伤，不是愤怒，是一种被压得太久之后终于找到出口的哭腔。
像是捂着嘴哭了很久之后，终于忍不住发出了声音。
“你是……”那个女人说，每一个字都像在用力从喉咙里挤出来，“你是……找到林婉秋的那个人？”
林小禾的手指握紧了手机。
她没有回答。但她的手没有抖。
电话那头的女人等了两秒钟，又开口了，这次声音更低了，低到像是在跟自己确认什么：“是那个箱子……是婉秋的箱子……对不对？”
林小禾把手机贴得更紧了一些。
“你是哪位？”她问。
电话那头传来一声很长的呼吸，像是一个在水里憋了很久的人终于浮出了水面。
“我是她妹妹。”
林小禾没有说话，她握着手机的手指收得更紧了。
台灯的光照在桌面上那些泛黄的材料上，照在钢笔的笔尖上，照在她刚刚写下的“林婉秋”三个字上。
出租屋外面，远处的城市灯火通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