门缝里漏出的那道光，落在走廊地砖上，像一道未说完的话。
敲门声很轻，三下，停顿，又一下。
我拉开门。陆承洲站在外面，手里拎着个旧铁皮保温桶，肩头落着点夜风带下来的槐花碎。他没说话，把桶递过来，盖子一旋开，热豆浆的白气就冒了出来。
我接过，杯壁烫手，顺手往门框上一靠，脑袋轻轻一歪，搭在他肩膀上。他穿的是那件洗得发软的藏蓝工装，领口磨了边，味道是皂角混着一点晒过太阳的棉布香。我们谁都没动，也没说话。巷子那头传来孩子追跑的声音，纸飞机打着旋儿从墙头飞过，落在隔壁王家院里。一个老头坐在门口小凳上摇蒲扇，脚边放着收音机，正播着天气预报：“明天晴，南风二到三级。”早点摊的炉火刚点着，铁锅烧得发红，老板掀开蒸笼，包子的热气“轰”地腾起来，白茫茫一片。一对年轻男女并肩走过，女孩说：“你刚才踩我鞋了。”男孩笑：“那你穿那么亮的红鞋干嘛。”她推他一把，两人笑着跑远了。
我笑了下。
“笑什么？”他问。
“这日子，真好。”我说。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眼角有点细纹，是笑出来的。他没接话，只是抬手，把我耳侧一缕乱发别到后面。
我们沿着巷子慢慢走了一段，在街心公园的长椅坐下。路灯底下贴着一张新海报，印着“春季卫生宣传周”，排版规整，配图清朗。一个小女孩拉着妈妈的手路过，忽然停下，指着海报上的署名栏：“妈，这个‘晚’字是谁写的？”
母亲低头看了看，说：“以前有个很厉害的阿姨，办杂志教我们怎么穿衣打扮、怎么读书写字。好些年没见了。”
小女孩仰头：“她还会回来吗？”
“不知道。”母亲牵着她走了，边走边说，“但她教的事，咱们还在用呢。”
我听着，没动，也没出声。风吹过来，海报一角轻轻翻动。
陆承洲低声说：“你要是再出一本，肯定还能卖爆。”
我摇头：“我不想写了。”
他说：“我知道。”
我们对视一眼，都笑了。不是那种需要解释的笑，也不是为了掩饰什么，就是纯粹因为懂了对方，心里松快，嘴角自然往上提了一下。
回去的路上，他忽然站住，从衣兜里掏出一支钢笔。笔身有些磨痕，笔帽内侧刻着一个极小的“苏”字——是我早年用的第一支英雄牌，后来不知怎么被他收走了。
“你说过，笔是你最硬的骨头。”他声音不高，像在说一件平常事，“现在不用了，但我想替你收着。”
我接过，拿在手里看了看。笔杆凉，沉，有年头了。我轻轻打开包，把它放进去，然后说：“你收着吧，它配你。”
他没推辞，点点头，把手插回兜里。
快到家门口时，我停下来，转身望了一眼整条街。灯火通明，不喧哗，也不冷清。窗户里透出的光，有的亮着电视的蓝，有的映着饭桌的人影，还有的，像我家这样，灯一直亮着，等着一个人回来。
十九岁那年，我攥着黑板报的粉笔，满脑子只有一件事：逃出去。逃出厂门，逃开婚事，逃开他们说我“女娃读那么多书没用”的嘴脸。我想自由，可那时候的自由，是拼了命往前冲，是抢稿子、争版面、顶着压力也要把话说出来。
现在不一样了。
我不用逃了。
哪里都是我的路。
我推开门。屋里灯已经亮了，厨房传来锅铲碰铁锅的声音，滋啦一声，蛋液滑进热油里。我走进去，看见灶台上摆着一碗刚炒好的蛋炒饭，金黄松散，葱花翠绿，上面还卧着一个溏心煎蛋。
他背对着我，正在洗勺子，头也不回地说：“你说想吃这个。”
我没说话，走到桌边坐下。
我伸手，从筷筒里接过筷子，稳稳放在面前。窗外泛白，新的一天开始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