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两点多，林曼醒了，渴醒的。
她伸手摸到床头柜的杯子，空的，只得掀开被子下床，脚底踩到地板时有黏腻的凉意。
李振东还没有回来。
她走到客厅倒水，从窗帘缝往外看了一眼。他的车停在外面，没熄火，尾灯在暗夜里洇开两团暗红。车里有人影，看轮廓是他，坐在驾驶座上，没玩手机，就那么坐着。
林曼把窗帘拉拢，喝完水，回床躺下。
过了很久，她听到了开门的声响。李振东到卫生间洗漱了，才摸黑进卧室。被子掀开的一瞬，一股凉意，混着他身上淡淡的烟味，和另一种更淡的味道，有点涩，像是烧过什么东西的余烬气。
林曼假装睡熟了。
李振东在她旁边翻身，找了个姿势，不动了。
林曼听着他的呼吸，想要把自己的呼吸调成和他一样的频率。试了几次，每次都在他将要转入深长时，她的节奏就乱了。
她闭上眼睛。等了很久。
睡不着。又睁开眼睛。窗帘缝隙透进来一细条路灯光，落在衣柜把手上，很小很小的一个亮点。她把手从被子里伸出来，放在枕头上。碰到手机，没有拿起来。
只是把被子往上拉了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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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那栋楼，盖了一半停了。
林曼站在楼下往上看，还没封顶的水泥框架框着天空。中间那层有块安全网破了，风把网吹得一鼓一鼓的。
李振东让她来拿一份拆迁补偿的清单，说杨连升在二楼等。他说话的时候没有看她，低头用筷子拨着盘子里剩的蒜末。她问了一句，为什么是她去。李振东说，你说话比我好使。
楼梯没有扶手，林曼沿着墙壁走。
二楼的临时办公室，是个还没砌隔墙的开间，几张桌子拼在一起，靠窗那根柱子旁边站着杨连升。他手里捏着半瓶矿泉水。听见脚步声，转过来。
“林老师。”
他将两张纸递到她手里。
林曼接过来，扫了一眼，说：“这个数，和上次说的不一样。”
杨连升拧开矿泉水的盖子喝了一口，然后才说：“这个是最终数。”
“我丈夫不会答应的。”
“他会答应的，”杨连升拍了拍手上的灰，“有些账，我会当面跟他算。”
林曼低头重新看那份清单，没有在上面签字。
杨连升也没催。他看了她一眼，然后低头去拧矿泉水瓶盖。瓶盖已经拧紧了，他又拧了一次。
“下次再谈。”他说。顿了一下，又说，“还是你一个人来的话，问清楚李振东的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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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了两天，林曼收到杨连升发来的一个地址。城东，茶馆名字叫“回香”。说下午五点。
林曼看了一下时间，已经两点过。她打开衣柜。
三套衣服。一套连衣裙，领口太低。一套西装裙，穿上去像去面试。第三套是那天穿的那套，袖口沾了点昨晚洗碗的油渍。
她在衣柜前站了很久。最后穿了那套有油渍的。用湿毛巾蘸了蘸袖口，把颜色搓淡了些。还没全干，拿吹风机吹了半分钟。太热。关掉了。
出门前，她在镜子前面站了一会。镜子里的人没什么表情。她把头发拢到耳后，然后出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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茶馆门口堆着两排蜂窝煤，老板是个穿灰毛衣的老头。他给林曼上了壶茶，问她嗑不嗑瓜子。林曼听成了喝不喝瓜子，于是说不喝。老头说瓜子是嗑的。林曼说好的。然后他拿了一盘瓜子来。
杨连升晚了二十分钟。推门进来时带进来一股冷风。他在对面坐下来，先倒茶。茶水是暗绿色的，有股陈年叶子泡久了的那种苦味。
“这地方偏，”他说，“但安静。说话方便。”
林曼点头。她的包放在旁边椅子上，双手压在包上面。
杨连升喝了一口茶，杯子拿在手里没放下，看着杯里的茶叶。然后抬起眼睛看她。
“你先生最近忙吗。”
林曼看了他一眼。这个问题不在她预料之内。
“忙。”她说。
“忙什么。”
“开会。应酬。”
杨连升点点头。他把杯子转了一圈，看着杯里的茶叶慢慢沉下去。
“你先生做的事，你知道吗。”
林曼没有说话。
“他从来不跟你说。”
这不是问句。挂钟的秒针走了一圈又一圈。
“你约我来不是谈拆迁的。”她说。
“不是。”杨连升把眼睛从杯子上抬起来，看着她。“老杨是要问李振东一句话。”
“什么话。”
“他记不记得城北工地门口那个女孩。”
林曼不知道这句话是什么意思，也没有问，只是坐着，等杨连升往下说。他没有说下去。
他站起来，拿起外套。走到门口时停了一下，没有回头。
“下次，我会把我知道的都告诉你。”
然后推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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回程的出租车里，收音机开着，播天气预报。夜间有小雨，西北风三级。
林曼靠着后座，把窗户摇下一条缝。风灌进来时带着远处菜市场烂菜叶的味道。
她低头看了看自己的手心，然后把手握起来，放在膝盖上。一路上没有再张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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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振东给林曼换了杯子。
超市买二送一的玻璃杯，杯壁很厚，杯口有一圈淡蓝色的边。但她还是固执地想找原来用的白色陶瓷杯，杯盖上有一道裂纹，被李振东磕坏的。
她找了很久。厨房里没有，碗柜里没有。她把客厅茶几、电视柜、书架都看过一遍。最后在鞋柜上面找到了它。
被放在一个空鱼缸里。
鱼缸一年多没养过鱼了。水垢在玻璃上结了一圈白圈。杯子躺在缸底，像被展览。
林曼把杯子拿出来。洗干净。倒上热水。杯盖上那道裂纹对着她，像一道没写完的笔画。
李振东下班回来，看了一眼她手里的白瓷杯，没说话。他换了拖鞋，去卫生间洗澡。水声很大。
之后的日子，林曼发现一些别的东西。她放维生素的药盒换了位置。原来在床头柜第一格抽屉的左手边，现在到了右手边，压在了一沓旧收据下面。她的枕头有一股护手霜的味道，很淡，她不用的牌子。
餐桌上的菜开始出现她不爱吃的东西。第一顿芹菜炒肉，第二顿苦瓜炒蛋，第三顿菜花，都是她以前跟他说过吃不惯的。他每一顿都做了至少一道。他把那些菜夹到她碗里，动作很自然。
芹菜很老，苦瓜的苦味留在舌根很久，菜花炒得太熟，筷子一夹就碎。但林曼还是把这些都咽下去了。
她不知道自己在忍什么。她只是想看看他下一顿会做什么。
有一天晚上，李振东忽然放下筷子问她：
“杨连升是不是有个女儿？”
林曼抬头看他。他在扒饭，腮帮子鼓着一下一下嚼。盘子里的油在灯下反光，李振东筷子碰到盘边，叮的一声。他的眼睛没有离开碗里的饭。
“不知道。”她说。
李振东低下头继续吃饭，筷子在盘子里拨了两下，夹起一片菜花，送到嘴里，嚼了很久。
林曼没有追问。她在心里数他咀嚼的次数，数到第十五下，他咽下去了。
“你脸色不太好。”他说，站起来收碗。没有看她。水龙头拧开，盘子在水流底下发出瓷器的碰撞声。
晚上她找一张自己的收据，在书房里翻出来一个笔记本。很旧了，压在一摞书的下面。她翻开来，每一页都写得满满的——
七点零九分。抬手拢头发。小指翘着。
七点十分。抿嘴唇。抿第一下的时候不知道我在看她。抿第二下的时候还是不知道。只有我知道。她是属于我的。
七点十一分。左脚迈过围挡缺口。脚踝内侧有一小块疤。他给这个疤起了名字。叫它缺口。围挡有缺口。她也有缺口。
她翻过一页。
七点十二分。照镜子。踮脚。放下。又踮。她不知道我在这里。镜子里她以为只有她自己。镜子里她对着自己整理领子。我离她只有镜子到眼睛那么远。
七点十三分。她站在门口回头看了一眼。我替她想了理由。想了很多个。每一个都不一样。最后一个理由是我。
七点十四分。进去了。这次真的进去了。她进去的时候我不知道她还会不会出来。我希望她出来。我希望她不要出来。我同时想两件事。两件事都让我喉咙发干。
她一页一页翻过去。全部编号。全部归类。几百个碎片。几千个碎片。每一个碎片都标了日期。精确到分钟。精确到秒。他不在现场。他在现场。他在现场改她。补她。把她拆开重新装起来。装成只有他看过的样子。
她翻到九月十一号。
你明天穿什么颜色。白色还是粉色。你没有别的颜色。你只有这两个。我帮你选了白色。明天穿白色。
再翻到下一页，只有三句话——
她没有穿我给他挑的颜色。
她没有穿我给他挑的颜色。
她没有穿我给他挑的颜色。
笔迹重得纸背面都凸起。一种病态的疯狂。
林曼把本子照原样放回去。心底一阵一阵地发冷。
那天夜里她做了一个梦。梦里下了很大的雨，雨中站着一个女孩。她看不清她的脸，但知道她在等什么人。她想喊一个名字，但嘴里什么都没有。
她醒了。枕头上有一小片濡湿。她坐起身，把枕头翻了个面。李振东在她旁边睡得十分安稳，呼吸沉而匀。窗外的路灯光透过窗帘，在天花板上画了一条淡黄色的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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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话是傍晚打来的。
林曼在削苹果。刀刃推进皮与肉之间，螺旋状的皮往下掉，在砧板上叠成一小堆。手机震了。
杨连升约她在老地方见面。
“我觉得，”他的声音听起来有点远，“是时候让你知道真相了。”
林曼手里削着的苹果皮断了，掉在砧板上。她看了看断裂的地方，果肉微微泛黄。把刀放下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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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城北那块地，”杨连升给林曼倒了茶，“以前不是李振东的。是我的。”
林曼没有接话。
“我在那开店开了二十年。李振东来看过三次。第一次请我吃饭，说老杨你把地转给我。我说不转。第二次带着评估师来，说老杨你开个价。我说不卖。第三次他一个人来的，喝了酒，说你一个开小店的，占着茅坑不拉屎。他给我五个星期，让我考虑考虑。我说不用考虑。然后我找他上一个项目的漏洞。地基报告。数据是假的。我把报告寄到了纪检。我让他九月十二号之前把征地计划撤了。”
“九月十二号，我女儿死了。”
林曼没有说话。她看着杨连升的眼睛。想到了这些年，他对自己只字未提，却把另一个女孩的名字写了那么多遍。
她把那个杯子往旁边推了推。
“那块地，我只是想要拿回属于我的东西。但是现在，当我能够用钱，再把那块地买回来的时候，我忽然发现，我心底空落落的。”他停了很久。“有些债，得拿命来才还得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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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家已经快十点了。她看见那盆搬进屋里又忘了搬回去的枯植物还搁在电视柜旁边。弯腰端起来，放回阳台上。
植物的根茎处，不知什么时候冒出了一点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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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间房不大，铺着灰蓝色的地毯，窗户拉着百叶窗。桌上的茶杯冒着热气，是刚倒的。问话的人四十多岁，戴细框眼镜，翻材料的动作很轻，好像在翻一本不想弄皱的书。
“李太太，我们就是了解一下情况。”他把茶杯往她那边推了推，“不着急，慢慢说。”
林曼点头。端起茶杯呷了一口。有点烫。她放下。
问题一个一个来。关于城北的地块，关于开发商和补偿款的往来，关于和杨连升的几次见面。她知道他们会问这些问题，已经在脑子里过了很多遍。她回答时不假思索，每一个字的位置都刚好，不往前一点，也不往后一点。
问话的人在本子上写了几下。她看着他手腕上的电子表，表面反着光，秒针是数字模拟的，一格一格跳。他把笔搁下了。
“杨连升，”他翻了一页材料，“你们最后一次见面是什么时候？”
“上周四。”
“他说了什么？”
林曼停了一拍。然后说：“他说，拆迁款的补偿，不能再变了。”
问话人看了她一眼。没有追问。他又写了几个字，然后把笔帽套上。
“杨连升死了。”他把材料合上，“在工地上摔死的。”
林曼没有说话。杯子里的热气少了一些，水面平静得反光。
“他留了一封遗书。寄给了六家媒体。里面提到了城北地块的征地过程。提到了你先生。提到了他女儿的死。还提到了你。”
林曼抬起头。
“他说你不是同谋。”
房间里安静了一会儿。只有暖气片发出轻微的热胀声响。
“还有呢。”
“没有了。就这一句。”
林曼低下头。她看着杯子里平静的水面，想起了茶馆里那杯永远满着的凉茶。
“李太太。你先生不在的这些天，有人来找过你吗？”
林曼转过身，看着问话人。
“没有。”她说。然后推门出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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家里少了一些东西。
衣柜里李振东的衣服少了一半。鞋柜空出两个格子。书架上他常看的那几本财经杂志不见了。
餐桌上压着一张字条。便利店买的便签纸，蓝色横线，他写了好几行。字很规矩，像练过硬笔书法。
第一行写电费下月五号交。第二行写水表在厨房水槽下面橱柜里。第三行写燃气卡在电视柜左边抽屉。
没有落款。
林曼站在桌前把字条读了两遍。第一遍从左到右。第二遍也是从左到右。字条空白处有一点油渍，透明的那种。她猜是他写的时候手边放了什么吃的。
她把字条折起来，折成很小一个方块。拉开抽屉——那种装杂物从不整理的抽屉，旧电池、橡皮筋、过期优惠券、扣子——她把纸条放进去，和一堆没用的收据放在一起。关上抽屉。
在客厅坐了一会儿。窗帘开着，窗外的天是阴的。楼下有小孩在玩滑板车，轮子在地面上咕噜咕噜滚过去。她坐着听，听完一个来回。
然后站起来。走进厨房。灶台上什么都没有。她把水龙头拧开，又关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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林曼换了一份工作。
城西的小办公楼，二层，窗户对面是家快捷酒店的背面，空调外机一排七个，有两个永远在滴水。林曼的工位靠门，桌上不放私人物品。一支笔，一沓便签，台历翻到十月。
同办公室的张姐负责收发文，午休时偶尔跟她聊两句。张姐说什么，她就听什么，点点头。张姐说食堂的红烧肉越来越柴了，她说嗯。张姐说青菜又涨价了，她说嗯。张姐说小林你这个人真好说话，她笑了一下。她不觉得自己好说话，她只是没有什么想说的。
下班时间到了。她收拾桌面。笔归位，便签对齐桌沿。站起来，背上包。
走廊很长，头顶有一盏灯管已经不亮了。她走过那截暗处，下楼梯。推开楼门。
外面是秋天傍晚。路灯开始亮。她朝公交站走，路过便利店，没进去。
上车，靠窗坐下。窗外的街景往后退。她闭上眼睛。
到家，开门，屋里是早上离开时的样子。桌上那盆枯过的植物多长了两片新叶子，嫩绿的，上面沾着水珠。她过去摸了一下。
然后脱鞋，换拖鞋。放下包。走到窗前，窗帘拉拢着。她把窗帘拉开一道缝。外面是秋天傍晚。对面的楼亮着几扇窗。有一扇窗里有人在做饭，油烟机嗡嗡地转。
她站在那道缝后面，看了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