合上抽屉的手势没停顿，指尖在木沿上轻轻一推，严丝合缝。阳光从堂屋那扇老式玻璃窗斜切进来，照到墙角那一摞未拆封的信件上，边缘泛着毛边的红色证书露出半截，印着“省级先进工作者”几个字，像是谁硬塞进来的贺卡，连包装都没撕。
我没看它第二眼。
走到书桌前，日历本压着一堆旧稿纸，掀开一看，底下躺着三枚奖章，铜质的，绶带褪了色，其中一枚滑到了桌角，眼看要掉下去。我顺手拨回去，推进旁边那个松木小盒里，盖上盖子。盒子没锁，也不需要锁，就跟装针线、纽扣的铁皮盒一样，只是个容器罢了。
屋里安静。水壶在炉子上哼着小调，声音不大，但持续。我走过去拎下来，倒进搪瓷杯，水汽往上窜，糊了下眼镜片。擦掉，放下，动作不急。
墙上的挂钟敲了十一下。不是厂里的钟楼，是家里这只老上海牌，走得准，响得稳。我抬头看了眼，没记事，也没安排什么行程。今天没有访客，也不会有电话打来问“苏主编在不在”。我已经很久不是“主编”，也不是“老师”，更不是什么“先进代表”。
可荣誉还是来了。
柜子顶上摆了个玻璃罩，里面是市级优秀文化贡献奖的奖杯，底座刻着名字，年份清晰。罩子外头落了层薄灰，我昨天擦桌子时顺手拂过一次，指腹蹭到一点浮尘，没多管。今天再看，灰尘依旧，我不讨厌灰，反正没人看。
下午三点，太阳移到西墙。
我搬了把小凳坐到窗边，手里拿了件旧衬衫，袖口磨破了一道，线头耷拉着。剪刀、顶针、线团摆在腿边的小木盘里，都是常用的东西，位置固定，不用找。穿针，拉线，打结，动作熟得很，像呼吸一样自然。
光线斜斜打在侧脸上，暖烘烘的。窗外有孩子跑过，踢着空饮料瓶，叮叮当当滚到巷口。远处传来收废品的喇叭声：“收——旧家电、旧报纸——”尾音拖得长，拐了个弯，听不清下一句。
我低头缝补，一针一线，细密均匀。
墙上挂着一幅字，四个大字：“静水流深”。墨是普通墨汁，纸是宣纸，装在简易木框里，没落款，也没盖章。是我自己写的，某天心血来潮，觉得这几个字配这屋子，就挂上了。不为显摆，也不为激励，就是看着舒服。
缝到一半，手指顿了顿。
刚才那阵喇叭声停了。取而代之的是两个小孩在门口争论。
“我考了第一！语文九十八！”
“吹牛，上次你还不及格呢！”
“这次是真的！老师发了奖状，红的，还盖公章！”
我抬眼望了一瞬，透过窗户看见两个小脑袋挤在巷口张望，一个举着张纸片挥舞，另一个踮脚想抢。他们没往这边看，也不知道这间院子住着的人，光是省级以上的奖状就有四张，全都锁在樟木箱里，上面压着一沓空白稿纸。
我嘴角动了一下，很快又低下头。
继续缝衣。
线头咬断，打了个结，翻过衣服检查背面，没漏针。放下，拿起另一只袖口。布料软了，是常穿的缘故。我不买新衣裳，也不追求款式，干净、结实、能活动开就行。哪像当年办杂志时，还得换身像样的衣服去开会，现在？连居委会评“五好家庭”都懒得请我去讲话。
天色渐渐暗下来。
西墙的光影缩成一小条，最后消失。我起身拧亮煤油灯，火苗跳了两下，稳住。灯光昏黄，照着屋子一圈。柜顶的玻璃罩反着光，奖杯影子投在墙上，歪歪的，像个矮胖的小人。
我走过去，拉开樟木箱的抽屉。
箱子打开，里面整整齐齐叠放着七八份文件，全是有红头、有公章的表彰决定。有的来自市妇联，有的来自省文联，还有一份是全国妇女代表大会的特邀代表通知，我没去，也没回函。现在它们和旧信、发票、购粮本一起躺着，分门别类，用牛皮纸包好，贴了标签。
我抽出一张空白稿纸，轻轻盖在最上面那份文件上，合拢箱子，锁好。
钥匙放回原位——碗柜第二格，盐罐后面。
转身时瞥见桌上那本《新华字典》，王婶送来的三封请柬还夹在里面，连拆都没拆。我不想知道是谁邀请，也不关心什么晚宴、座谈、颁奖礼。那些场合热闹，话多，笑也假。我宁愿在家缝件衣服，喝杯热水，听听风穿过竹竿的声音。
灯芯噼啪响了一声。
我剪了剪，火光重新亮些。
坐下，拿过缝好的衬衫，叠整齐，放进旁边的竹篮。篮子里还有几双补好的袜子，一条改短的裤子，全是日常用的。明天陆承洲来，可以拿走换洗。他不说，我也知道他不会嫌弃这些旧物。
窗外彻底黑了。
巷子里陆续亮起灯，一家一盏，昏黄摇曳。谁家炒菜，油烟味飘进来一丝，混着晚饭的米香。我闻了闻，没饿，也不馋。早上吃的馒头咸菜还在胃里，够了。
我坐着没动，手搭在膝上，看灯影在地上晃。
忽然想起小时候，小学评“三好学生”，我得了奖状，兴冲冲拿回家，贴在墙上最显眼的位置。王桂香看了一眼，说：“贴这个有啥用？不如去厂里领双劳保手套实在。”
后来我就不再贴了。
再后来，奖越来越多，反而越来越不想让人看见。
真正的自由不是被人鼓掌，而是没人鼓掌你也能走得稳。不是站在台上被介绍“这是苏晚”，而是坐在自家窗下缝衣服，听见孩子喊“我考第一了”时，心里只觉得天真可爱，而不是比较“我当年是不是比他强”。
灯影晃着，像一片安静的湖。
我伸手摸了摸袖口那道补丁，线脚平顺，看不出裂痕。
很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