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巷口还泛着点凉意，我推门出去时，天已经亮透了。昨晚关灯前留的那条门缝，今早被风推得开了半扇，门槛上落了片梧桐叶，边角微卷，像是昨夜就等在那儿。
我没急着扫它，只站在门口伸了一个懒腰。指节咔地响了一声，是老毛病了。如今这双手不再赶排版、不碰油墨滚筒，也不用为谁写一篇救厂的稿子通宵到天亮。它们只是伸出来，迎着晨光摊开又合拢，像试风向。
脚步没拐弯，径直顺着青砖路往前走。这条路我走了十几年，闭眼都能摸到每个坑洼。走到第三个岔口右转，就是红旗纺织厂的后巷。身体比脑子记得清楚——那是我每天上下班的路，从十九岁走到二十六岁，再也没踏进过车间一步。
可今天还是来了。
不是特意，也不是偶然。就像人会不自觉摸到旧伤疤，不是因为疼，是它在那里。
巷子尽头豁然开阔，高墙依旧，铁门敞开。一辆班车正缓缓驶出，车身上漆着“红旗纺织”四个红字，白底褪了些色，但字迹结实。女工们三三两两下车，说笑声混着机器运转的低鸣传出来。那声音我没听错，是细纱机在转，稳得很。
我停下，在街对面的小卖部门口站定。梧桐树影斜斜压在肩头，阳光透过叶隙洒在脸上，温温的，不刺眼。
厂墙斑驳，新刷的标语盖不住旧年痕迹。“安全生产”底下，还藏着半句“生产争上游”。红漆剥落，字却没散，像刻进砖里。我盯着看了两秒，嘴角动了下，没笑出声。
风从厂区吹出来，带着棉絮味和机油味，混着食堂飘来的葱花炝锅香。从前觉得这味道沉闷，现在闻着，倒像一口老茶，回甘悠长。
我没走近，也没喊人。**我停下脚步，没有出声，也没有招呼任何人。**就站在树影里，看那扇铁门吞吐人流，看吊车上料，看一辆辆货车排队进出。一切都慢而有序，不像当年我走时那样风雨飘摇。那时订单断了半年，工人三个月拿不到全额工资，张秀才在厂办嚷“不如拆厂卖设备”，李红梅带头闹着要调岗。
现在没人闹。
我知道他们过得安稳。利润年年有，岗位一个不少，新招的还是本地孩子。厂里甚至建了托儿所，专收双职工子女。这些话，我早就不听了，也不问。可它们还是传到了我耳朵里，像雨落屋檐，自然滴下来。
小卖部老板探头：“买水？”
我点头，递钱，拧开一瓶汽水。玻璃瓶冰手，水珠往下淌。刚喝一口，就听见厂门口石墩上传来说话声。
两个中年女工坐在那儿吃早饭，一人捧着饭盒，一人剥鸡蛋。
“听说去年又分红了？” “可不是，老师傅全留岗，新来的也签正式合同。” “这厂能活到现在，全靠当年那位苏姐。要不是她拉回外贸单子，搞什么‘品牌宣传’，厂子早黄了。” “哎，你说她现在在哪儿？” “不知道，听说不做杂志了，住得不远，但从来不回来。”
我握着瓶子，没回头。
“苏姐”这称呼，听着陌生又熟。我当工人时没人这么叫，都喊“小梅”；后来办刊物，读者叫我“苏主编”；再后来，有人敬称“苏老师”。唯独“苏姐”，是工友才叫得出口的。
一片叶子从树上掉下来，落进我空瓶里，浮在水上打转。
我没应声，付完钱转身就走。脚步照旧利落，像当年甩开王桂香逼婚那样干脆。可走得慢了些。不是腿沉，是心允了这一秒的停留。
沿原路返回，路过那段围墙时，我又扫了一眼。墙上新贴了安全守则，底下压着几十年前的口号残影。“争上游”三个字还在，歪着，像是时间踩过的脚印。
我驻足两秒，没拍照，也没记下。只是看了，就像看自己年轻时的一张旧照。
走到自家巷口，我回头看了一眼。
远处厂房烟囱冒着淡淡的白烟，钟楼敲了九下。声音不高，但稳，一下接一下，像心跳。
我收回视线，推门进院。
屋里干净，桌上的搪瓷杯还在原位，只是没了压着的信。阳光照在桌面，灰尘浮着，和昨夜一样。我走到堂屋，拉开抽屉，樟木箱静静躺在深处。我没打开，只是伸手抚过箱面，指尖触到那道浅浅的刻痕——是我某次削铅笔时不小心划的，一直没磨平。
合上抽屉时，动作轻。
一切如常。一切稳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