豆腐脑的热气散了，碗底剩下半勺浮着油花的汤。我搁下勺子，指尖还沾着点咸鲜的味儿，巷口的自行车铃声已经远得听不见。陆承洲坐在我右边，袖口蹭到桌沿也没管，就那么坐着，像根插在土里的竹竿，稳当又不碍事。
我没急着起身，只把碗往边上推了推。长凳木面被早市人来人往磨得发亮，有道划痕从左下角斜穿过去，像是谁小时候拿铅笔刻下的记号。我盯着那道痕看了两秒，忽然想起什么，站了起来。
他没问，也没动，只抬眼瞧了我一眼。
我径直回了小院。
门是虚掩的，风一吹就晃。我伸手扶住门板，脚刚踏进门槛，目光便落在堂屋那张老木桌上。桌面上空荡，只摆着一只搪瓷杯，杯底压着三封信。信封边角都卷了毛，邮戳日期横跨好几年，最近一封是上个月寄来的，寄件人写着“临江镇小学”。
我拿起信，拆开。
字迹歪歪扭扭，纸是学生作业本撕下来的。小姑娘说她读了我的《城市风向》，特别喜欢“普通人的一年”那个栏目，现在每天放学后帮老师抄黑板报，还主动教同学认字。她想考师范，将来也做老师，让山里的女孩都能上学。
我把信读完，没出声，轻轻放在桌上。
阳光从窗棂斜切进来，照在桌面一角，灰尘在光柱里浮着，像细雪。我拉开抽屉，取出一个樟木箱。箱子不大，但厚实，是我三年前托木匠打的，专用来装这些信。打开盖子，里面整整齐齐码着几十封信，每一封都贴了标签，按年份和内容分类：“1985年春·小镇女工”、“1987年冬·失学少年”、“1990年秋·待嫁姑娘”……字是我亲手写的，用的是最普通的蓝黑墨水，一笔一划，清清楚楚。
我把刚才那封新信夹进“1993年春·乡村师生”那一叠里，合上箱盖，顺手抹了把锁扣上的灰。
这活儿我不赶，也不停。翻信、读信、归档，像吃饭喝水一样自然。从前在报社，一天要审二十篇稿，看十版排样，连喝口水都掐着时间。现在不一样了，我能为一封信停一整天，也能三天不碰它一下。时间不再卡着脖子走，它自己会停下来等我。
午后日头偏西，我搬了把竹椅到院子里，坐下，又取了一封旧信出来。信纸泛黄，边角有些霉斑，字迹也淡了，像是被水浸过又晾干的。写信的是个男人，三十出头，在信里说自己曾患肺结核，住院两年，一度想放弃。后来在医院图书角看到一期《城市风向》，里面有篇文章讲“活着不是为了证明给谁看”，他反复读了七遍，终于撑了过来。
他说，每晚睡前都要读一遍那期杂志，像有人坐在床边讲故事，陪他熬过最难的日子。
我读到这里，手顿了顿，把信贴在胸口，闭上眼。阳光晒在眼皮上，暖烘烘的。我没哭，也没叹气，只是觉得胸口有点闷，像塞了团棉花，软软地压着。
良久，我睁开眼，起身进屋，从抽屉里拿出日记本，翻到空白页，写下一句：
“我不记得写了什么，但他们记得。”
写完，合上本子，放回原处。
信没回。我知道回不了。地址早就变了，人也不知去向。可这不重要。他们不需要我回应，我只是恰好出现在他们需要的时候，说了几句刚好能接住他们的话。就像下雨天路过屋檐，顺手接了滴水，谁也不会追问这雨是从哪座山流下来的。
傍晚时起了点风，我正要把剩下的几封信收进箱子，忽听得院外“啪”一声轻响。抬头一看，一根竹竿搭在墙头，上面夹着几张信纸，是前两天晾着的几封读者来信。风一吹，纸角翻飞，差点被掀走。
我放下箱子，起身走出去。
竹竿是去年冬天我自己架的，专门用来晾信。不是为了晒干，是为了让它们透透气。有些信寄来时带着潮味，有些沾了雨水，还有些夹着花瓣或干树叶，像是写信的人随手放进信封的念想。我舍不得把它们锁死在箱子里，就挂在院子里，随风轻轻晃。
我走过去，伸手压住飘起的信纸，用一块鹅卵石压住边缘。石头是从江边捡的，圆润光滑，我顺手在背面刻了个“安”字。
风还在吹，其他信纸微微颤动，像一群歇脚的鸟。我站在那儿看了一会儿，夕阳把纸面染成浅金色，字迹在光里若隐若现。有一封写着“谢谢您让我敢离婚”，有一封写着“我女儿考上中专了”，还有一封只有短短一行：“您还好吗？我们一直惦记您。”
我什么也没说，转身回屋。
屋里灯已亮起，煤油灯罩擦得干净，火苗稳稳地烧着。我坐回桌前，没再打开箱子，也没拿笔写东西。就那么坐着，听着窗外风掠过树梢的声音，偶尔传来一两声邻家孩子喊饭的嗓音。
门没关严，留了条缝。灯光从屋里淌出去，铺在青砖地上，像一小片不灭的湖。
我低头看了看手，指节有些粗，掌心有茧，是年轻时在车间拉纱线留下的。如今它们不再赶稿、不再排版、不再为谁争一口气。它们只是安静地搁在膝上，像两片落叶停在河岸。
远处传来钟楼敲了六下。我起身，把樟木箱推回抽屉深处，顺手带上了灯绳。
屋里暗了，但门依旧开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