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远去的自行车铃铛声仿佛还在耳边回荡，院子里安静下来后，我却在床上辗转难眠。
床板依旧硌得腰发酸，我翻了个身，窗缝里漫进的天光，将屋内照得影影绰绰。昨夜那几个字被照得发毛。
没动。
外头传来啪嗒、啪嗒的跳绳声，节奏不稳，像小孩刚学。谁家娘在喊：“慢点跳，绳子要绊脚了！”接着是笑声，清亮，短促，然后又啪嗒起来。
我坐起身，脚踩上地，凉意从脚心窜上来。屋里静。桌角那本攒了许久的新潮笔记本还合着，封面是去年省城带回来的塑料皮，蓝底白花，摸着滑手。打开它之前，我先抽出一张废纸，在上面写：今天不想写什么。
写了，心里反而松了。
笔尖顿住，我又补一句：也不用想有没有用。
这话说给自己听的。三年前哪篇东西不是算着字数、读者、销量往下落笔？连做梦都在改标题——《细纱女工如何翻身做老板》《三班倒姐妹的致富经》，恨不得每行字都换钱回来。现在倒好，刊物归他们管，选题由他们定，我不点头也不摇头，连清样都不看了。
可手指还是惯性地往“爆款”上走。刚才那一句“今天不想写”，我下意识就想加个副标题：“一个自由人的清晨宣言”。
我笑出声，把纸揉了，扔进墙角的铁皮桶。
走出屋，院里石凳沾了晨露，我袖子一擦，坐下。跳绳声还在，风一吹，隔壁晾衣绳上的蓝布飘起来，忽地一下，像海浪打到岸上。一只黄猫蹿上墙头，影子拉得老长，尾巴一甩，不见了。
我想起昨夜做的梦：一条望不到头的纺织车间，机器轰隆，全是穿工装的女人，低着头接线头。我也在其中，手里绕着纱，越走越快，突然看见前方有扇铁门，锈得厉害。我推了一下，没动；再推，吱呀一声开了。外面不是厂门，是一片野山坡，开满不知名的野花，风吹得花瓣乱飞。
没人追我，也没人喊我回来。
我就站在门口，脚踩一半水泥地，一半泥地，分不清该往前还是退回。
现在坐在石凳上，我把这个梦写下来。不修饰，不分段，句子歪歪扭扭爬满纸页。写完才发现，竟一口气写了六页。
笔停了，手有点抖。
不是累，是痛快。像憋了十年的话，终于找着空档说了一小段。
太阳偏了些，石凳暖了。我翻过笔记本新一页，正要继续，听见院外脚步轻快，邮递员老周的声音：“苏老师！信件到了！”
我没应，也没起身。
他把一叠信塞进门缝，转身就走，车铃叮铃两声远去。
我过去捡起来，五封。最上面一封印着文化馆红章，约稿函，写着“新时代女性楷模专题征文”。第二封是市印刷协会寄来的稿费单，金额不小。第三封信封右下角画了个哭脸，写着“救命”两个字，字迹发颤。
我把前两封抽出来，顺手压在砚台底下。红章朝下，钱朝下，谁也看不见。
只留下那封“救命”的，拆开读了一遍。
是个县城姑娘写的，说她读了我的书，鼓起勇气离了婚，可婆家闹上门，娘家不敢收，现在蹲在车站三天，身上只剩两毛钱，问我还敢不敢往前走。
我看完，轻轻说了句：“我也刚学会救自己。”
然后把信折好，放进抽屉最底层。没回，也没撕。等哪天她自己走出来了，或许会懂：有些路，别人给不了答案。
我重新坐回石凳，翻开笔记本，写道：“今天收到三封信，像三块石头扔进池塘。我看着涟漪散开，没伸手捞。”
接着写下去：
“蓝布在飘，像海。
猫上了墙，影子比身子大。
跳绳的小孩终于学会了节奏，一下一下，踏在阳光里。
我没有写任何能登刊的东西。
但我写下了这一切。”
写完，合上本子，放在膝上。
天色渐暗，屋檐开始发灰，煤油灯还没点。我忽然笑了一声，又提笔在最后一页补了一句：“从前写一万字怕不够，如今写三行已足够。原来自由不是做了多少，是终于敢停。”
写完，本子合拢，抱进屋，放在枕边。
我起身拧亮煤油灯。
火苗跳了一下，稳住。墙上我的影子也动了，贴在斑驳的墙皮上，肩线挺直，头微微低着，像在看什么，又像只是站着。
我看着影子，轻声说：“我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