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尖在纸上滑出最后一道横线，我放下钢笔，指节有点发僵。窗外天刚亮透，巷子里传来扫帚划过青石板的声音，一下一下，节奏稳定得像老式挂钟的摆。
我揉了揉眼睛，把那封年轻女工的来信重新夹进稿堆。红笔批注还湿着：“不是谁都能信你，但你要先信自己。”这句话写出去的时候，我心里其实也在说给自己听。
台灯还亮着，四十瓦的光圈照着桌面，边缘已经有些泛黄。昨晚改到后半夜，没关。我伸手把《南方改革十年实录》节选从桌角拿过来，纸张摸上去有点糙，和当年车间里传阅的油印简报一个质地。翻开第一页，“苏晚”两个字安静地躺在铅字中间，旁边是密密麻麻的小楷记录——办讲堂、出刊物、帮姐妹创业……甚至连我在广播站写的那篇《女人不该只围着锅台转》都被摘了进去。
我盯着那段话看了两秒，合上文件，起身走到书架前。木格子最里层空了一小块，正好能塞进去。推进去的时候，书脊蹭过前面那本《新华字典》，发出轻微的摩擦声。
回来坐下，新一期《城市风向》清样摊在桌上。封面是街头裁缝铺姑娘们围坐缝纫机的照片，底下那行小字广告位今天多了点内容：“本刊创始人苏晚女士事迹已载入地方史志”。我盯着看了会儿，没动表情。这消息现在连卖豆腐的老刘都知道了，早上他隔着窗台递豆浆时还咧嘴一笑：“苏老师，您这可是进了‘正经书’喽。”
我没接话，只把票钱塞进他手里的竹筒。
阳光慢慢爬上桌角，照到钢笔杆上，反射出一道细光，在稿纸上晃了一下。我挪了挪本子，继续看下一封信。是个乡下姑娘写的，说她照着杂志里的招工启事去镇上印刷厂应聘排版员，厂长一开始不收女的，她就把《城市风向》往桌上一拍：“你们印得出来，我就做得出来。”后来真让她上了岗。
我嘴角抽了一下，顺手在页边空白处画了个小勾。
这时候，隔壁王婶敲了三下墙。这是暗号，意思是“有人找”。我应了一声，没起身。如果是请柬或者采访，我不见。最近这类事太多，文化馆、妇联、报社轮番来人，我都让邮递员直接退回去。荣誉是别人的评价，日子是自己的。
脚步声在门外停住，接着是轻轻一声：“苏老师？”
是个年轻女孩的声音。我没应，等她自己说事。
“我是临江印刷点的小周……送回执单来了，还有读者留言汇总。”声音顿了顿，“您上次说每封信都要回，我们整理了八十三封，都按地区分好类了。”
我这才站起来开门。小姑娘穿着洗得发白的蓝布衫，扎两条麻花辫，手里抱着个牛皮纸包，脸晒得有点红。我把人让进来，她把包裹放在桌上，打开，里面是一叠整整齐齐的信纸，每一封都贴了不同颜色的标签。
“红色是急件，蓝色是投稿，绿色是求助……黄色是感谢信。”她一口气说完，像是背过很多遍。
我点点头，翻了翻。果然，黄色最多。有张纸折成心形，展开后写着：“谢谢您让我知道，女人也能靠手艺吃饭。”
我把这张轻轻放在最上面。
小周站在桌边没走，犹豫了一下：“苏老师，我能问个问题吗？”
“说。”
“您现在这么有名了，还天天自己改稿、回信、算发行数……不累吗？”
我没抬头，手指还在翻下一封：“你觉得，一个人什么时候才算真的自由？”
她愣住，没答上来。
我说：“不是别人给你发奖状的时候，是你还能决定自己怎么过每一天的时候。”
她眨了眨眼，好像懂了点什么，低头看了看自己带来的笔记本，飞快记了一行字。
送她出门时，太阳已经升得老高。巷口炊烟袅袅，哪家在蒸米糕，香味飘了一路。我站在门口看了会儿，转身回屋，把新一批来信摊开，拿起红笔。
笔尖落下前，我忽然想起什么，从抽屉底层摸出一张旧照片。是我去年在读者见面会上被拍的，背景是文化馆台阶，一群姑娘围着我笑。陆承洲没在场，但他后来托人送来这张照片，背面用端正的字迹写着：“你站在光里，很好。”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两秒，翻过来，夹进本期清样封底。
然后开始写。
写一个农村姑娘靠绣鞋垫开班教学的故事，标题就叫《针线里也有春天》。第一段刚写完，巷子里传来自行车铃铛声，由远及近，又渐渐走远。
我停下笔，望向窗外。
炊烟还在升，阳光落在晾衣绳上，一件洗得发白的工装衬衫随风轻轻摆动。像一面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