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雾气还没散尽，我推开文化馆侧门，手里那支钢笔插在衣袋里，笔帽扣得严实。昨夜写完日记后睡得不深，梦里全是纸页翻动的声音，像风吹过麦田。可一睁眼，巷口已传来车轮碾过石板路的响动，一辆接一辆。
签售台设在大厅正中，长桌铺着素白布单，没有花，也没有横幅。主办方原想挂条红绸，被我拦下了。我说，来的人要是愿意，站着看会儿书也行，坐下聊两句也行，别整得像开会。
人是从八点零七分开始来的。第一个是穿洗旧工装的年轻女人，拎着个帆布包，进来时低着头，脚步轻得像怕惊了谁。她走到桌前，从包里取出一本《她说》，封面磨得起毛了，边角卷着，像是翻过上百遍。她没说话，只把书轻轻推过来。
我翻开扉页，问她名字。
“林……林春桃。”她声音小，手指绞着衣角。
我在书上写下：“致春桃：你读它的每一夜，都是在为自己点亮一盏灯。”然后签了名。
她盯着那行字看了很久，忽然抬头看我，眼眶红了。“我在纺织厂三班倒，”她说，“每次快撑不住的时候，就摸这本书。它在我枕头底下，压了两年。”
我点点头，把书递还给她。
她没走，站在那儿又站了几秒，突然往前一步，轻轻抱了我一下。转身就走，背影很快消失在门外光亮里。
后来的人越来越多。有从乡下赶来的农妇，怀里抱着孩子，手里攥着一张皱巴巴的汇款单复印件——那是我书中提到的一位读者原型，靠绣花样供女儿上学。她指着书里那篇《母亲也有名字》，说：“我去年去派出所，把户口本上的‘某氏’改成了‘张秀英’。他们说要证明材料，我就掏出这本书，说，这是我的证据。”
我看着她，什么也没说，起身绕过桌子，轻轻抱了抱她。
人群安静了一瞬。
掌声是从第三排先响起来的，接着蔓延到门口、台阶下，甚至外街上。有人举着自制的牌子，写着“你说的话，我们听见了”，还有人拿着泛黄的手抄小报底稿，请我签名。那纸比书还旧，字迹歪斜，一看就是当年油印版传抄出来的。
一个戴眼镜的中学女生排到跟前时哭了。她递来一封信，说这是她妈妈写的，但不敢亲自来。“她四十岁了，刚报名夜校学认字，”女孩抽着气，“她说，是你让她觉得，现在开始也不晚。”
我把信接过来，放在桌上，用镇纸压好。
中午前，厅内已经站不下人。外面台阶上挤满了身影，有人踮脚往里望，有人干脆坐在路边等。广播组临时架起话筒，请现场读者对着喇叭说几句感想。
一位穿蓝布衫的女工接过话筒，声音发颤：“我在三班倒的夜里读你的书，像有人陪我说话。不是教我该怎么做人，而是告诉我——我可以自己决定怎么活。”
她的声音通过喇叭传到场外，几百人同时鼓起掌来。
我坐在桌后，一支接一支地签着名。手有点酸，肩膀发僵，但没停。有人递来水，我没喝，只让工作人员帮忙拧开盖子，搁在一边。
日头偏西时，我终于签完最后一本。工作人员示意我可以离场了。我站起来，没走后台通道，而是绕出长桌，一步步走上文化馆门前的台阶。
风迎面吹来，带着初夏的温热。
我没有说话，只是抬起右手，将那支用了整日的钢笔举到胸前，朝着台下人群轻轻挥了挥。
阳光落在笔尖上，金属反光一闪，像一道细小的闪电划过人海。
有人开始拍照，有人默默抹泪，还有一个小姑娘突然举起手里的书，高声喊了一句：“苏老师，我们跟着你走！”
我没有回应，只是把笔收回衣袋，转身走进楼内。
休息室在二楼拐角，门关上时，屋外的声响一下子沉了下去。我脱下外套搭在椅背，坐进沙发里，手还握着那支笔。笔身温热，沾着墨迹和指尖的汗。
楼下传来脚步声、谈笑声、还有人在哼一段不成调的歌。
窗外的天色正由亮转柔，一片云缓缓移过屋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