巷子尽头的旧自行车还靠在墙边，铃铛晃了晃，没响。我踩过一片被风卷起的梧桐叶，鞋底发出脆响，推门进屋，屋里安静得能听见煤油灯芯燃烧的细微嘶声。
桌上那摞信件还没拆完。昨夜投递回来的读者来信压在最底下，上面多了一封陌生信封——白底红字，右上角印着“市宣传部”五个方正黑体字，盖着鲜红公章。我一眼就认出这格式，和陆承洲前两天拿回来的通知单用的是同一批纸。
我没急着拆。先把其他信按编号归类，盲人小周那封放在最上头，她写的字歪斜但认真，每页都垫了硬纸板拓写。做完这些，我才把那份公函抽出来，轻轻一抖，一张薄纸滑落：措辞温和，说鉴于我在基层宣传方面的突出表现，拟调入市文化宣传组任职，望考虑。
下面还有一行小字：“具体岗位可面谈，待遇从优。”
我盯着那行“待遇从优”看了两秒，笑了下。他们倒是懂人情世故，知道光画饼留不住人。可我不吃这套。
前世做主编时，什么规格的办公室没见过？什么级别的会没开过？那些满嘴政策术语、背地里抢功甩锅的场面，早把我对体制的幻想磨干净了。我要是真进了机关，不出三个月就得憋出胃病。更别说现在好不容易挣出点自由身，再把自己塞进中山装、坐进会议室听人念稿子，图什么？
我顺手把那张通知纸翻过来，背面空白。取来自己的稿纸，蘸水钢笔吸了蓝黑墨水，写下三行字：
感谢组织厚爱。
我愿留在民间写真实的话，做自由的人。
恕难从命。
字不大，一笔一划都稳。写完吹了口气，像是拂去笔尖多余的墨点，也像是掸掉肩上无形的担子。我把这张纸折好，放进一个空信封，封口时用舌尖舔了一下胶水边——这动作我练熟了，不多不少，刚好粘牢。
早上太阳爬得慢，院子里光线还不足。我把煤油灯移到桌角，让火苗照着信封上的地址栏，确认一遍无误。然后起身，把昨夜没来得及处理的几封读者来信塞进帆布包，带上门出了巷子。
邮局离我家不过三百步。路上碰见卖豆腐的老刘推车进货，点头打了招呼。他咧嘴一笑：“苏老师又寄稿？”我说是。他说：“听说上面挺看重你？要转正了吧？”语气里全是羡慕，像在说“你总算熬出头了”。
我没接这话。只笑了笑：“我就喜欢在底下瞎写，上面太亮，照得人睁不开眼。”
他愣了下，随即哈哈笑起来，以为我在开玩笑。我也懒得解释。走到窗口，把信递进去。工作人员抬头看了我一眼，手指在信封上敲了敲：“又是文章？”我说不是，是回函。她哦了一声，贴了邮票，盖章，扔进绿色大邮筒。
那一瞬，我指尖在邮筒边缘停了半秒。墙上贴着两张告示：左边是《招工简章》，右边是《干部任免公示》。陆承洲的名字还在上面，职务写着“副处级，分管文化宣传与政策落实”。旁边有人用粉笔画了个小圈，不知是谁干的。
我看了一眼，没多看第二眼。转身就走。
巷子里风比早晨大了些，吹得晾衣绳上的蓝布裙哗啦作响。我走得很稳，脚步没滞，也没回头。回到屋里，先给煤油灯添了油，把帆布包放下，掏出今天的写作笔记。
翻开新一页，我提笔写下一行字：“他们要给我官位，我要给自己自由。”
写完，顿了顿，又补了一句：“不靠谁提拔，也不靠关系上位。我就在这条泥路上，一步一步走。”
合上本子，铺开稿纸。我想了想，写下新栏目标题——《普通女人的一百种活法》。第一篇打算写个农村姑娘，靠绣花样赚出学费，最后开了缝纫培训班的事。这事是上个月一个读者来信里提到的，信纸上还沾着点面粉，她说她边擀面边读我的文章，觉得“活得有劲儿了”。
我握紧钢笔，开始写第一句：“她不是天生要嫁人的，她是天生要挣钱的。”
窗外天色渐暗，巷子里陆续亮起灯火。邻居家孩子在喊娘吃饭，锅铲声叮当响。我屋里的灯一直亮着，灯光落在纸上，字迹清楚，一笔不乱。
笔尖沙沙响，像春蚕啃桑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