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行车铃铛响了一声，由远及近，骑车人哼着跑调的《年轻的朋友来相会》，车轮碾过昨夜积水，泥点溅上墙角“创”字最后一笔。我站在窗前，煤油灯刚吹灭，屋里还浮着一点微光，听见那声音穿巷而过，留下一句：“陆干事提上去了！”
话音散在风里，没头没尾。我没动，只伸手把灯芯拨了一下，火苗跳了跳，映在桌面上那行字上——“身后有了脚步声”。我盯着看了两秒，合上日记本，翻到新一页，写下日期：1985年4月7日。下面空白。
天亮得慢，巷子外渐渐有了动静。我起身洗漱，推开木门，晨风带着潮气扑进来。芝麻烧饼的香味是午后才出现的。那时我正坐在小院石凳上核对信件编号，阳光斜照在纸页一角。敲门声响起，我抬头，看见陆承洲站在门口，穿着那身洗得发白的工装，肩头还沾着点灰，手里拎着个油纸包。
“顺路买的，你爱吃这个。”他说。
我接过，温热的，芝麻粒还往下掉。他进门时顺便带上了门，动作和往常一样利落。我递茶过去，青花粗碗，杯沿有道细裂纹。他接了，吹了口热气，说：“嗯，调令下来了。”
我没问是什么调令，只点头：“那以后见你更难了。”
“不难。”他喝了一口茶，“我还是我。”
我们对视片刻。他眼神没变，还是那种稳当的、能让人站住脚的平静。我没有恭喜，也没说那些“升官发财”的吉利话。他知道我不兴那一套，我也知道他不在乎那些虚的。他放下碗，从兜里摸出一张叠得整整齐齐的通知单，轻轻放在桌上，没展开，也没让我看。
“市里的事，以后归我管一部分。”他说得轻，像在说今天菜价涨了两分。
我嗯了一声，低头咬了口烧饼。酥皮掉在膝上，我拍了拍。
“你呢？”他问，“最近忙？”
“老样子。”我说，“信多了些，得分类。”
他点点头，没再问。院子里安静下来，只有风吹过晾衣绳上那条蓝布裙，轻轻摆动。
太阳偏西时，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巷子。我没锁门，钥匙留在灶台边。走到宣传墙前，我脚步慢了半拍。昨日被泥点糊住的那个“创”字，今早被人重新描过，红漆鲜亮，边上还贴了一份新通知——全市宣传系统干部调整名单。他的名字排在第一个，职务一栏写着“副处级，分管文化宣传与政策落实”。
我没看太久，也没读全。
陆承洲停下来看了会儿，什么也没说。我站到他身旁，两人并肩站着，影子被夕阳拉得一样长，落在墙上那个“创”字上。风从街口吹过来，掀动通知纸的一角，啪地一声贴回墙面。
远处有孩子追着铁环跑过，笑声清脆。
我伸手理了理被风吹乱的额发，说：“芝麻烧饼，下次别买甜口的。”
他侧头看我，嘴角动了动：“记住了。”
我们继续往前走，没再说话。走到岔路口，他往左，我往右。他走了几步，忽然回头：“明天还写稿？”
“写。”
“写完寄我一份。”
“你哪有空看。”
“挤得出。”
我点头，他转身走了。背影挺直，步子不快不慢，像扛着什么重东西，也像什么都没扛。
我站在原地，看他走远。巷口路灯刚亮，照着他经过的地方，地上影子短了一截。我摸了摸兜，桂花糖纸还在，折得方正。
风又起了，吹得墙上的通知哗啦响。我转身往回走，鞋底踩过一片落叶，发出脆响。
巷子尽头，那辆旧自行车靠在墙边，铃铛晃了晃，没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