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从东厢房出来时，手里还攥着那张没写完的轮值表。阳光照在帆布包上，热乎乎的。昨夜风大，窗框又松了，纸页蹭得响了一宿，今早才刚钉牢。我顺手把笔插回兜里，沿着老街往西走，拐过三个路口，红旗纺织厂的铁门就出现在眼前。
“红旗纺织厂”五个大字漆面斑驳，右下角掉了一块，露出底下锈红的铁皮。我站在门口没动，袖口下意识抚了抚衣角，把洗得发白的蓝布衫往下扯了扯。这动作我自己都没察觉，就像当年第一天进车间，原主苏小梅也是这样缩着肩膀，生怕被人多看一眼。
我没料到会有人等我。
鼓掌声是从厂区里面传出来的，先是零星几下，接着整片响起。我抬头，看见人群从车间通道涌出来，站成两排，一直排到大门口。工人们穿着统一的灰蓝色工装，有人戴着手套还没摘，有人手里还拿着工具夹子。他们不说话，只是笑着，目光齐刷刷落在我身上。
赵国强走在最前头，五十岁的人背还是挺的，中山装扣到最上面一颗。他脚上那双黑布鞋我认得，三年前他去市里开会领奖，就是这双。
“小梅啊。”他站定，声音不大，但整个厂区都静了，“你来了。”
我没应声，点了点头。身后的大门被缓缓关上，像是把外面的世界隔开了。
他往前一步，说：“厂里账上还有你当年提的‘节能三建议’省下的钱，一分没动，记在功劳簿上。”
我这才抬眼看他。
“不是我的功劳。”我说，“是大家愿意试。”
他笑了笑，没接话，而是侧身让开一条路。我顺着通道往里走，两旁的工人没人拦我，也没人说话，只是看着我，眼神亮得很。有个老师傅冲我点点头，我认得他，三年前我写的黑板报被张秀才撕了，是他偷偷帮我贴回去的。
机器声还在响，细纱机嗡嗡地转着，空气里飘着棉絮，一缕一缕浮在光线下。我走到旧车间走廊，停下脚步。墙是新刷过的，淡绿色涂料盖住了原来的霉斑，但我记得位置——左边第三块砖往上数七行，是我第一篇黑板报的起笔处。
我伸手摸了摸那片墙，指尖蹭到一点粗糙的接缝。漆面已经干透了，可那道轮廓还在，像一道看不见的印子，嵌在岁月里。
包里有张纸，我早上出门前折好的。我拿出来，展开，只写了一行字：“致1983年的我：谢谢你没认命。”字是用钢笔写的，蓝黑墨水，一笔一划很稳。
我走到公告栏前。栏子换了新的，玻璃擦得透亮，里面贴着本月生产指标、安全守则和一张泛黄的老照片——是八二年全厂先进集体合影。我掀开玻璃角，把那张纸塞进去，压在最底下。它不显眼，也不会被撕，就这样静静地待着，谁也不知道是谁留的。
转身时，我看见自己的影子映在玻璃上，和那张旧合影叠在一起。十九岁的苏小梅站在后排角落，低着头，手指绞着衣角。现在的我穿着干净的布衫，头发扎得利落，眼神直，腰杆也直。
我们对视了一瞬。然后我移开视线。
赵国强一直跟在我后头，没说话。走到厂区门口，他停住：“以后常回来走走。”
“嗯。”我说，“该来的。”
他没再说挽留的话，只是挥了挥手。两旁的工人陆续散开，有人回到岗位，有人蹲下系鞋带，有人掏出烟盒点了一支。生活继续运转，像那些没停过的机器。
我走出大门，铁门在身后轻轻合上，发出“咔”的一声轻响。阳光斜照过来，晒得后脖颈发烫。我摸了摸包，那页纸的位置空了，心里却踏实了些。
路上经过一家杂货铺，老板娘正往外搬酱油瓶。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忽然笑了：“哎哟，这不是咱们厂的小梅吗？听说你现在办报纸呢？”
“不是报纸。”我说，“是杂志。”
“一样一样！”她摆手，“我闺女可喜欢看了，说上面写的都是实话。”
我没多聊，点点头走了。走过两个路口，拐进小巷，树荫凉下来，脚步也慢了。我从兜里摸出那张桂花糖纸，是蜜月回来那天陆承洲喂我的，一直收着。纸已经皱了，糖早就吃了，可颜色还在，黄黄的一小片，像秋天的银杏叶。
我把它摊在掌心看了两秒，又小心折好，放回内袋。
再抬头时，前方是回家的路。楼道口坐着个老太太在择菜，见我走近，抬头笑了笑。我没停步，径直上了二楼，开门进屋，把帆布包挂在椅背上。
屋里安静。桌上摆着半杯凉茶，是我早上走前留的。我坐下来，翻开笔记本，空白页还剩不少。想了想，没写新稿提纲，也没记账，只在第一页写下四个字：不忘初心。
笔尖顿了顿，我又补了两个字：方得始终。
窗外传来孩童嬉闹声，楼下有人喊吃饭。我合上本子，起身去厨房烧水。壶刚坐上炉子，听见外头楼梯响，脚步由远及近。
门被敲了三下。
我没回头，只盯着炉火，等它慢慢燃起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