钥匙拧到底，门轴轻响了一声。我站在玄关没动，屋里黑着，风从楼道灌进来，吹得帆布包的带子轻轻晃。手心那点汗还没干，贴在掌心里发黏。
隔壁电视机突然响了，是新闻前奏曲，叮叮咚咚地爬上来。紧接着，一个字正腔圆的女声念出：“昨日省台推出特别报道《新时代女性创业者》，首位主人公苏晚，原红旗纺织厂细纱车间工人，现个体文化经营者……”
我脱鞋的动作顿了一下。
厨房水龙头滴了半宿水，我没去拧紧。电视声音继续往外飘，像撒豆子似的落进每家每户的晚饭桌上。楼下巷口传来脚步杂沓，有人驻足抬头看我家窗户，还有人举着报纸往灯下照，指指点点。
“就是她！昨天上电视那个！”
“你听清没？人家说‘改命不用谁批准’——这话多硬气！”
我走到窗边，没开灯，掀开一角窗帘。路灯下站着几个穿工装的年轻女人，手里攥着皱巴巴的《省日报》复印件，标题用红笔圈着：《一个女人想改命，从来不需要谁批准》。她们仰头张望，像是等什么人从楼上走下来。
我没下去。
转身拉开书桌抽屉，取出录音机。这是下午采访组留下的样带，我还没听。按下播放键，自己的声音立刻填满了屋子：“……机会不是天上掉的，是你听见风来了，别闭眼。”
一字未改。
我松了口气，把带子倒回开头，又听了一遍。他们连语气停顿都没剪。摄像师最后那句问话也录着：“您希望观众记住什么？”我答：“记住就行。”
好，记住了。
天亮前下了场小雨，清晨空气湿漉漉的。我开门取信，门口堆着厚厚一摞牛皮纸信封，有的盖着邮戳，有的手写地址，寄信人署名五花八门：“湖南株洲下岗女工”“贵州凯里缝纫社学徒”“安徽阜阳待业青年”。最上面一封，字歪歪扭扭，写着“姐姐，我也想活”。
屋内八仙桌很快被信件铺满。我拿红笔分拣，按关键词圈画：不识字、想读书、被逼婚、家里不让出门、没人支持。翻到第七十三封时，停住了。是个十六岁女孩写的，说她爸要把她嫁给邻村五十岁的鳏夫换彩礼，她连夜抄完我的报道藏在枕头底下，被发现后挨了一顿打。
“我想买支英雄牌钢笔。”她在信末写道，“但我妈说，女孩子写字没用。”
我把这封单独挑出来，压在台历底下。
上午九点，文化馆外传来喧闹声。我从后门进去，穿过走廊时听见前厅挤满了人。工作人员抱着麻袋样的包裹进出，说是各地寄来的信，邮局已经拒收第三次，只能专人来送。
我站在玻璃门后往外看。台阶上站了好些年轻面孔，有穿蓝布衫的，有扎麻花辫的，手里举着杂志或报纸复印发黄的页面。一个戴眼镜的女孩举着张纸，上面抄着我昨晚电视里的原话，字迹用力得快透纸背。
没人认出我。
我看着她们，像看见三年前站在厂宣传栏前的那个自己——不敢靠太近，只敢远远站着，等一句能让自己迈步的话。
中午回来，邻居敲墙三下，喊：“苏同志！广播重播你讲话啦！”果真，街角喇叭开始播报，声音断断续续，但那句“记住就行”清晰得很。妹妹送来一张烫金红纸，写着“巾帼楷模”，搁在门口就跑了。
我没挂。
傍晚，我把所有剪报整整齐齐塞进抽屉底层。唯独那张小女孩的信，撕下一角空白边，在背面写下一行小字：“她们不是要我当救世主，是要知道路存在。”钉上了墙。
夜里十一点，雨又下了起来。我坐在书桌前，翻开新本子，写了一行字：
光不必耀眼，只要够照亮脚下的路。
合上本子，灯灭。窗外雨声渐密，楼下信箱又被塞满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