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照在车铃上，反出一道光斑，晃了一下眼。我扶稳把手，蹬了第一下。
链条转动的声音刚响起来，身后就传来急促的脚步声，接着是喊声：“苏同志！能采访几句吗？”
我没回头，也没停下踩踏板的动作，只是把车拐了个方向，顺着市政府大院的围墙边慢了下来。车子滑行一段，在一棵老樟树底下停住。我一只脚撑地，转头看向来人。
是个穿灰夹克的男人，手里举着录音笔，后头还跟着一个扛摄像机的年轻人。两人额头上都沁着汗，显然是追了一段路。
“省电视台的。”灰夹克喘匀了气，“我们跟省委宣传部对接过，今天专程来做专题报道。”
我没吭声，只看着他们。男人赶紧补充：“不是临时起意，是省台新闻组和省报特稿部联合选题，要拍一组‘新时代女性创业者’系列，您是第一个。”
摄像师已经把机器架好了，红灯亮着。我盯着那点红光，想起刚才在礼堂里也见过这个颜色——那时候我只是个领奖的，现在倒像是被推上了考场。
“可以拍。”我说，“但我说的话，得我自己负责。”
他愣了一下，大概没料到我会提这个条件。随即点头：“当然，采访内容会经您确认。”
我从帆布包里抽出笔记本，撕下一页空白纸，递过去：“那就先说清楚。我不讲苦情故事，不哭穷卖惨，也不拿家人当垫脚石。我不是从泥潭里爬出来的，是自己走出去的。这点必须写进稿子里。”
他接过纸，低头记了两笔。摄像师在旁边小声问：“那重点放在哪儿？”
“放在我什么时候开始动念头。”我说，“去年三月十二号晚上，我关死火门，买了支英雄牌钢笔。那天收音机里说了新政策，我听见了，就做了决定。机会不是天上掉的，是你听见风来了，别闭眼。”
他抬头看我，眼神变了，不像刚才那样带着点居高临下的采访感了。
“行。”他合上本子，“那咱们换个地方拍？听说您最早是从厂里黑板报做起的，能不能带我们去看看？”
我点点头，重新跨上自行车：“走吧，那边路好骑。”
午后三点，太阳偏西，我们到了红旗纺织厂旧址。大门还在，但“红旗”两个字已经被摘了，只剩铁架子空挂着。厂区安静，只有几辆自行车靠在墙边，几个退休老工人坐在树荫下下棋。
我径直走到宣传栏前。这块板子早没人管了，玻璃裂着缝，里头贴的东西七零八落。但我一眼就认出了角落那张泛黄的照片复印件——是我当年办的第一期车间简报，标题《细纱工也要看世界》，排版用了三分法留白，底下画了条波浪线分隔栏目。
“就是它。”我指着照片，“那时候我想，哪怕只多一个人愿意站这儿看三分钟，也算值了。”
记者凑近看了半天，忽然问：“您当时是不是特别难？家里反对吗？”
我打断他：“我不是难，是清醒。我知道我不想一辈子守四台机器，手指头沾棉絮，脑子也跟着生锈。我不需要别人逼我改变，是我自己不想再那样活。”
他顿了顿，改口：“那您觉得，是什么让您和其他人不一样？”
“没什么不一样。”我说，“我只是敢信一件事：女人想改命，不需要谁批准。”
摄像师悄悄调了角度，镜头扫过整块宣传栏，最后定在我脸上。
我们又去了文化馆。傍晚六点，天色渐暗，小会议室里开了灯。桌上摆着省报编辑带来的初拟提纲，标题写着《组织培养下的时代新女性》。
我翻了两页，直接推回去：“这一版不行。”
编辑抬眼：“哪里不合适？”
“把我写成全靠上面给机会，像等着发救济粮似的。”我说，“我要告诉别人的不是‘国家给了我什么’，而是‘我抓住了什么’。你们要是只写政策怎么英明，不写我怎么动手，那这稿子不如不发。”
屋里静了两秒。
我从包里掏出原始发言稿的复印件，摊开在桌上：“比如这句——‘风来的时候闭眼’，必须留着。还有我买钢笔那天，关火门的事，也要写进去。这些细节比口号重要。”
编辑慢慢点头：“您是想说，机会要自己看见。”
“对。”我说，“不是分配来的。”
他又看了会儿稿子，忽然笑了：“那我们就换个角度。主线还是您从女工到创业者的转变，但重点落在‘信息获取、果断行动、持续输出’这三个环节上。真实路径，不加虚饰。”
“可以。”我说，“但最后一句得按我说的来。”
“哪句？”
“记住，一个女人想改命，从来不需要谁批准。”
他记下了，没反驳。
摄像师收设备时问我：“您希望观众记住什么？”
我站在窗边，看着外头渐渐亮起的路灯，说：“记住就行。”
他们收拾东西准备走，我背起帆布包，走出文化馆大楼。天还没全黑，风吹在脸上有点凉。我推着自行车往街口走，车轮碾过水泥缝，发出熟悉的震动。
路过一家修表铺，橱窗里电视机正播晚间新闻预告，画面一闪，出现一行字：“明日焦点：普通女工如何走上省级舞台”。
我停下脚步看了两秒，转身继续往前骑。
钥匙插进家门锁孔的时候，手心有点出汗。我拧开门，屋里黑着，没开灯。
我站着没动，听见自己的呼吸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