市政府礼堂的台阶比我想的要高。
一脚踩上去，鞋跟敲在水磨石上，声音不大，但整条左腿都震了下。我穿的是去年冬天买的那双黑布鞋，底子硬，走惯了车间水泥地，没穿过这种带坡度的正式场合。台下已经坐满了人，前几排是领导，再往后是各单位代表，还有零星几个像我一样的“先进个人”。空气里有股淡淡的樟脑味，混着电热板烘烤毛呢大衣的暖烘烘气息。
我低头看了眼手里的发言稿。纸是新裁的，边角齐整，字用红墨水钢笔写得清楚，一笔不乱。这稿子我没让别人改过，也没念过几遍。写的时候就想好了：不说虚的，不喊口号，把事说明白就行。
台上主持人念到我的名字：“苏晚，红旗纺织厂原细纱车间工人，现个体文化经营者，荣获‘改革开放女性创业标杆人物’称号。”
掌声响起来，比我预想的整齐，也比我想象中更久。
我没有立刻动。等那阵拍手声稍微弱了一点，我才拎着帆布包走上台。包是旧的，洗得发白，拉链上还挂着一个铁夹子，用来固定随时可能掉页的笔记本。我知道这包放在这场合有点突兀——别人都提皮包、拎公文袋，就我背个工装风的破布兜。可这是我最顺手的东西，从车间到文具店，从邮局公告栏到今晚的表彰台，它一直在我肩上。
灯光打下来的时候，我眯了一下眼。不是刺眼那种，而是突然被聚焦的感觉，像小时候站在黑板报前，全车间的人都伸着脖子看我写的标题。不一样的是，这次没有张秀才在后排嘀咕“女工出什么风头”，也没有李红梅阴阳怪气地说“靠歪门邪道上位”。
只有镜头。
摄像机架在第三排正中间，红灯亮着。我知道这一幕会出现在今晚的市电视台新闻里，说不定还能进省台简讯。但我没去看镜头，只盯着台下第一排中央那个空位——陆承洲不在那儿。
有人低声说：“听说陆干事早就在推你这份材料了。”
声音是从侧台传来的，工作人员交接话筒时随口提的。我没回头，只是把帆布包轻轻放在讲台边上，打开了。
发言稿抽出来，捏在手里。纸面朝外，字冲着观众。
“我原来是个普通女工。”我说。
声音透过麦克风传出去，比我平时说话沉一点，但还算稳。
“每天八小时守着四台细纱机，接断头、换粗纱、巡检锭子。手指头常年沾着棉絮，洗脸都搓不干净。工资二十七块六，交完房租剩不了多少。”
台下安静。这种开场大概不像他们期待的那样热血沸腾。没人鼓掌，也没人笑。
“去年三月十二号，我在家听收音机，听到国家允许个体经营文化服务项目。”
我顿了顿，“那天晚上，我把火门关死了，买了支英雄牌钢笔。”
底下有人笑了，很轻的一声，像是想起了什么。
“我不是第一个想干点事的人，也不是最有本事的那个。我只是没在风来的时候闭眼。”
“我从车间黑板报做起，后来做小册子，再后来试着印了几百份拿去卖。没人教我怎么搞发行，我就一本地翻供销社的柜台问；没人告诉我政策能不能落地，我就自己跑邮局、看文件、记电话号码。”
讲到这里，我抬了抬头，目光扫过前排那些穿中山装的面孔。他们听得认真，有的还低头记笔记。
“我不觉得我多特别。”
“我只是赶上了时候。这个年代允许我们写字、印书、自己定价、自己选路走。这比什么都重要。”
最后一段话说得短。
“今天站在这儿，我不是来做模范的，也不是来讲奇迹的。我想说的是，每个女人，都有权利不靠别人安排活法。你可以辞职，可以改行，可以失败十次，也可以从一张纸开始重新算账。”
我说完，把稿子折好，塞回帆布包。
掌声又起来了，比刚才更响，持续时间也长。有人站起来鼓掌，我没看是谁。摄像机还在拍，但我已经转身往台下走。主持人似乎还想说什么，我摆了下手，动作不大，但他没追上来。
后台通道窄，刷着浅绿色油漆，墙上贴着“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标语。我停下脚步，伸手理了理衣领。外套是昨天洗过的蓝卡其工装，扣子一直系到脖子底下第二颗。镜子里照不见自己，但我知道脸没红，手也没抖。
走廊尽头传来议论声。两个年轻女孩站在饮水机旁，其中一个指着我这边小声说：“她也就比我大两岁……”
我没停步，嘴角动了下，继续往前走。
帆布包挂在左肩，军功章的位置空着，现在那里别着一枚小小的塑料胸针，是今早出门时顺手别上的，红色五角星，五分钱一个，在文具店顺带买的。
我走出侧门，外面阳光正好。市政府大院里人来人往，有抱着文件夹快步走的干部，也有等着接访的群众。我没往大门走，拐了个弯，沿着宣传栏慢慢前行。
今天的新闻还没撤，我的照片贴在最显眼的位置，黑白的，放大了，底下写着：“全市首批女性创业标杆人物 苏晚”。
我看了两秒，转身朝自行车棚走去。
车锁着，链条缠了层布，防止刮漆。我解开，推出来，一只脚刚搭上踏板，就听见身后有人喊：“苏同志！能采访几句吗？”
我没回头，也没停下。
车轮碾过水泥缝，发出轻微震动。我扶稳把手，蹬了第一下。
阳光照在车铃上，反出一道光斑，晃了一下眼。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