林耀没有回警局。
他从方以诚的诊所出来之后，在车里坐了十五分钟。发动机没开，车窗关着，车内后视镜里映出他自己的眼睛。他把方以诚最后那个手势在脑子里回放了六七遍——拇指与食指捏合，抬起，停住，放下。动作干净、自然，像是多年的肌肉记忆。那不是紧张时的小动作。那是一个签名。
他拿出手机，给苏晴发了一条消息：“出来见面。不在局里。”苏晴回了一个字：“哪。”林耀发了一个定位，是城北那条他平时从不去的旧商业街，沿街多是已经关门转让的店面，监控覆盖率不到百分之四十。
半小时后，苏晴拉开副驾驶的车门坐进来。她穿着一件黑色连帽衫，头发全部塞进帽子里。林耀认识她三年，头一次见她穿成这样。
“你这打扮像做贼。”
苏晴没有接这个玩笑。“方以诚的执业档案我调了。表面很干净，甚至可以说是优秀。他的硕士导师是克莱因本人的学生，毕业后在德国海德堡大学附属心理医院做了三年临床。回国之后直接进了青年心理干预中心，两年后申请了私人执业资格。”
“表面上。”
“嗯。表面上。”苏晴从背包里拿出一个平板，亮度已经调到了最低，“但如果把他执业注册地的变更时间线拉出来，就会发现一个很有意思的规律。”
平板上是一条用蓝色标记的时间轴。方以诚的执业轨迹不是固定在一个城市。他每两到三年就会换一个地方——从南京到苏州，从苏州到杭州，从杭州到本市。
“心理医生通常不会频繁变更执业注册地。每换一次城市，执照审批、医保接口、患者积累全部要从头来过。”苏晴把平板往林耀的方向偏了偏，“但他每一次换城市的时间点都很特殊。不是在年初或年尾，不是在合同到期的时候。每一次都是在暑假前后。六月或七月。”
“学校放假的时候。”林耀说。
“对。学生放假的时候。”
林耀把时间轴反复看了三遍。方以诚的职业履历像一条蛇行进的轨迹，每到一个城市就盘踞两到三年，然后在某个暑假前后悄无声息地滑向下一个城市。而他猎取的对象，是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那个年龄段最集中在哪里？学校。
“他在青年心理干预中心的时候，主要和哪些学校合作？”林耀问。
苏晴翻到下一页。“大学城所有高校，外加七所重点中学。他手上常年保持三十到四十个在诊患者，绝大多数是学生。学校签约心理咨询师的档案在系统里是公开的，我去核实过——他离职之后，那些学校没有收到任何交接文件。他的病人就像被他带走了。”
“什么叫带走了？”
“字面意思。他的私人诊所在本市注册之后，那些老病人从学校的心理咨询室消失了。学校以为他们转诊了，但没有一家医院收到过他们的转诊记录。”
苏晴停下来，平板的蓝光映在她脸上，让她的表情看起来比实际更冷。
“我查了他离职之后三个月内，合作学校报上来的心理危机事件。有一例——他离职前最后接诊的一个男生，大三，二十岁，无挂科，无感情纠纷，签了某头部互联网公司的三方协议。三天后从图书馆七楼跳下来。判定自杀。跳之前给室友发了一条微信——我要去一个更好的地方了。他母亲来学校的时候把眼睛哭出了视网膜脱落。”她抬头看着林耀，“没有人把这个案子和心理医生联系起来。”
林耀把目光从平板上移开，看着挡风玻璃外面。旧商业街的路灯坏了两盏，剩下的几盏在夜雾里晕开一圈昏黄的光晕。安静。太安静了。
“不止这三个。”他说。
苏晴看着他。
“把方以诚过去十年所有执业城市的同期自杀率调出来。不要求家属有异议，不计入警方是否立案。只要是十六到二十五岁、无明确自杀动机、死前三个月内行为表现出现过显著变化——全部列出来。”
苏晴沉默了整整十秒。然后她用一种很轻的声音问：“你觉得会有多少个？”
“不知道。”林耀把车窗摇下来一条缝，夜风带着凉意灌进来，“但我知道一件事——方以诚刚才送我出门的时候，在我的面前，做了那个手势。”
苏晴猛地把平板合上。“他当着你的面做了？”
“对。”
“他知道你在查他。”
“他知道我在查他。他在告诉我，就算我知道是他，我也拿不出证据。每一份死亡证明上都写着自杀两个字，”林耀转过头看着苏晴，“要用什么罪名去立案？”
没有人说话。
车窗外偶尔经过的行人都缩着脖子，北风开始有了冬天的棱角。苏晴把平板重新打开，手指开始在屏幕上飞速滑动。她调取的数据库一层比一层深——医保结算、学籍注册、人口户籍迁出、殡仪馆火化记录。关键词被不断叠加筛入，像一张网在浑浊的水域里越拉越紧。
她先查南京。方以诚在南京执业两年半，同期二十到二十五岁自杀死亡人数比前后各两年平均值高出四十七个百分点。
苏州。高三十个百分点。
杭州。高五十二个百分点。
每一个城市，方以诚执业期间的自杀率都出现了一个独立于城市整体趋势的异常高峰。而那些高峰随着他的离开，会重新回落到正常水平。
“数据不会说谎。”苏晴把最后一张图表投在平板上。二十八条折线，每一条代表一个城市在方以诚经停前后的自杀率波动。所有的峰顶都精准地落在他执业的那两年。
“把那些死者的名单列出来。”林耀说。
名单很长。全部划下来，手指在屏幕上拖了三次才到尽头。十九个人。十九个十六到二十五岁的年轻人，在十年间、七个城市里，以同样的方式结束了生命。没有遗书。没有动机。没有凶器。没有挣扎。只有一个被催眠植入的自毁指令和一个在无人察觉处轻轻捏合的手势。
“十九个。”苏晴把平板放在两人中间的扶手箱上，屏幕朝上，上面那一排名字在夜色里亮得像一串没有温度的烛火，“这十九个有医疗记录可以查。还有那些没有留下轨迹的，没有就医记录的，没有家属报案的——”
林耀打断她。“方以诚在青年心理干预中心两年，经手了多少病人？”
苏晴翻了一下他挂职期间的工作量统计。
“一百七十四个。”
车里更安静了。
林耀把手搭在方向盘上。这不是三个受害者，不是十九个。这可能是一百七十四个里面，尚未被统计出的更多。他在调查一起没有凶器、没有指纹、没有不在场证明的连环杀人案。而凶手在他走出诊室之前，当着他的面，做了那个手势。
“林队。”苏晴的声音把林耀拉回车里，“明天，我们该找谁去申请立案？”
林耀发动了车子。引擎的震动填满了驾驶舱，挡风玻璃开始起雾，冷气从出风口涌出来，带着一股干燥的、隐约有铁锈味的风。他说：“不找谁。明天，我们自己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