顾绍钧教授住在城郊一栋老式砖楼里，阳台上的君子兰已经养了二十年，叶子厚实得像涂了一层蜡。他是国内犯罪心理学领域最早一批参与记忆证据研究的学者，退休之后不怎么出门，但脑子比大多数年轻人转得都快。
林耀把第197帧的打印件放在茶几上。顾绍钧戴上老花镜，把照片凑近台灯看了很久。客厅里很安静，只有墙上老式挂钟的钟摆在不紧不慢地摇晃。
“这个手势你从哪里弄来的？”
“两个案子的死者记忆边缘。间隔不到一周。”
顾绍钧摘下眼镜，用镜腿轻轻敲着照片的边缘。“拇指和食指捏合，其余三指伸展。这个手势在催眠临床上有一个专门的名字，叫‘触发器’。”
他站起来走到书架前面，手指划过一排已经翻旧了的专业书脊，抽出一本封面磨得发白的《临床催眠技术手册》，翻到夹着便签的一页递给林耀。
“催眠师在诱导受试者进入催眠状态之后，会植入一个‘后暗示触发信号’，通常是一个特定的手势、一个词或者一段旋律。当受试者清醒之后，只要接收到这个触发信号，就会自动执行被植入的指令。本人完全不知道自己在做什么。”
林耀低头看着那页书。上面印着一张老式版画插图，画里催眠师正对受试者做出一个手势，拇指与食指捏合，其余三指伸展。和打印件里的画面几乎完全一样。
“这个手势是通用的吗？”
“不是通用的。每个催眠师都有自己习惯的触发信号，就像签名一样。这个捏合手势在文献里只有一种流派会使用——克莱因学派。”顾绍钧重新戴上老花镜，把打印件拿起来又端详了一遍。他的眉头越皱越紧，皱纹在台灯光下像刀刻的一样深。“这个流派上世纪九十年代在欧洲兴起，因为伦理争议太大，二〇一五年被国际催眠协会明令禁止。核心争议点就在于它的‘后暗示植入技术’。”
林耀把手中的书合上，封面上烫金的字体已经褪色。他抬起头看着顾绍钧。
“什么后暗示？”
“让受试者在接收到触发信号之后，执行一个她们在清醒状态下绝不会执行的指令。克莱因学派曾在一篇论文里说过一句话，大意是——‘人的道德防线在催眠状态下可以被绕过，只要把自杀包装成她们内心最深处的渴望。’”顾绍钧把打印件放回茶几上，手指在上面轻轻敲了两下，“这篇论文后来被撤稿了，作者被吊销了执业资格。但论文里描述的临床操作细节，和你手上这个案子里受害者表现出来的行为模式，几乎完全吻合。”
林耀感觉自己的后脊梁骨凉了一下。安晓念坐在天台边缘时的平静心率，退后五米时的匀速步伐，起跑前最后几步脸上突然浮现的恐惧。被包装成“渴望”的自杀——她在跳下去之前那一刻，她的身体在执行指令，而她本人的意识可能在最后一秒才反应过来。
“这种人需要具备什么条件？”
顾绍钧重新坐到藤椅上，藤条发出几声吱呀的响动。“第一，合法的执业身份，能够光明正大地接触到受害者。第二，独立的治疗空间，不受外界干扰、不被录音录像。第三，持续的时间窗口——克莱因学派的后暗示植入至少需要六到八次治疗才能完成。”
林耀把这三个条件记在脑子里。合法的执业身份。独立的治疗空间。六到八次持续治疗。这三条线交叉在一起，框出来的范围已经小到不能再小了。
“这种人在国内会有多少？”
“克莱因学派的注册会员，二〇一五年被禁之前全球一共有一百二十人。中国境内，据我所知——”顾绍钧闭上眼睛，从记忆深处反复检索着那些年审过的论文和批过的鉴定报告。挂钟敲了半下，他睁开眼睛，“不超过三个。其中一个被吊销资格之后去了国外，一个已经去世。还有一个两年前在青年心理干预中心挂职，但后来申请了私人执业。他的名字你应该查得到，相关的论文虽然被撤稿了，但作者署名还在。”
林耀拿出手机，打开学术数据库，输入“克莱因学派 催眠后暗示 中国”。搜索结果只有一条。一篇被撤稿的论文，发表日期是十一年前，期刊是《临床催眠与行为干预》。撤稿通知盖在论文正上方，红色的“已撤销”三个字像三个警告标志。但作者署名没有被删除。第一作者——方以诚。
他把这个名字截图，然后打开安晓念的手机通讯录备份。通讯录里有两百多个联系人，按字母排序。他的手指在屏幕上往下滑，从F开始找。方。方老师。方医生。心理咨询师-方以诚医生。
“找到了。”林耀把手机屏幕放在茶几上。顾绍钧低头看去，屏幕上并列着三个东西。一篇被撤稿的论文，作者方以诚。一个通讯录里的联系人，方以诚医生。一个被定格在第197帧的手势——拇指与食指捏合，克莱因学派的死亡签名。
“这个人在青年心理干预中心挂职的时候，主要接触的是哪个年龄段？”林耀问。
顾绍钧翻了一下自己电脑里的旧邮件。他退休之后还保留着和学术圈的联系，很多同行发来的咨询案例都会抄送他一份。他的手指在触摸板上往下滑了三次，然后停住。
“十六到二十五岁。”他的声音沉下去，“他在任职期间发过一篇临床报告，研究对象全部是这个年龄段的青少年。报告里特别提到了一句——‘这个年龄段的自我意识尚未完全成型，最容易接受外部指令的植入。’”
林耀站起来，把打印件和手机都收进口袋。挂钟敲响了整点，窗外天已经黑透了。顾绍钧把他送到门口，玄关的灯泡忽明忽暗地闪了两下。老人抬头看了一眼那个坏掉的灯泡，然后转过身对林耀说了最后一句话。
“林警官，这种案子的难点在于——即便你们抓住了做出手势的人，也很难证明手势和受害者行为之间存在直接的因果关系。因为这些受害者从催眠状态清醒过来之后，会真心相信那个指令是她们自己的想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