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海涛被带走以后的半个月里县里表面上风平浪静，实际上暗流涌动。市里派了一个工作组驻在北原，名义上是了解情况配合调查，实际上谁都知道是在摸底。县里的几个主要领导轮流被叫去谈话，出来以后脸色都不太好，但谁也不说谈了什么。
政府办的人最敏感，因为所有领导的动向都要经过这里。秦川那段时间每天要接十几个电话，有市里要材料的，有县里各局打听消息的，还有纯粹来试探口风的。秦川一律用标准话术回复，不清楚不知道没听说，一个字都不多说。
六月中旬的一个下午，周建国把秦川叫到办公室。周建国最近瘦了一圈，眼窝深陷，说话的时候嗓子有些哑。他坐在椅子上半天没开口，把桌上的一份文件翻来覆去地看了几遍才说：“小川，我问你个事，你得跟我说实话。”。
秦川说周主任您问。
周建国说马副县长那天叫宋雨薇去饭局的事，你知不知道具体什么情况。
秦川心里一紧，面上不动声色说知道一点，宋雨薇给我打过电话让我一起去，我当时手头有活没去。
周建国说就这些。
秦川说就这些。
周建国盯着他看了几秒钟说工作组在查刘海涛的事，但查着查着范围有扩大的迹象。马副县长那天饭局的几个人我打听了一下，不光有宋雨薇，还有柳坪镇的镇长贺东来。贺东来跟马副县长的关系你知道吧。
秦川说不太清楚。
周建国说贺东来是马副县长一手提拔起来的，柳坪镇这几个项目基本上都是贺东来经手的。工作组把贺东来叫去谈了两天，贺东来出来以后据说脸都白了。
秦川的心跳加快了几拍。贺东来被谈话意味着工作组可能已经注意到了柳坪镇的项目资金问题。那条灌溉渠的二十万就是贺东来经手的，如果贺东来扛不住把事情交代出来，马志强就算不被牵连也得脱一层皮。
但秦川同时也意识到一个风险。如果工作组查到灌溉渠项目，而他手里有那条渠的照片和调查记录，一旦被人知道他早就掌握了这些信息却没有上报，他的处境会非常尴尬。知情不报在体制内是可以被拿来作文章的。
秦川考虑了一晚上决定把这件事以合适的方式抛出来。不能直接去找工作组，那样太突兀也太危险。最好的路径是通过孙维昌，以汇报工作情况的名义把柳坪镇的项目问题带出来。
第二天早上秦川整理招商项目简报的时候刻意把柳坪镇的数据做了个对比分析，把那条灌溉渠项目的前后两笔资金并列放在了一张表上。他没有加任何评论性的文字，只是把数据摆在那里，懂的人一看就能看出问题。
秦川把简报送给孙维昌的时候说：“孙主任，这里面柳坪镇那个灌溉渠项目的数据我觉得有点异常”，同一笔工程在去年用了两笔不同的资金，我不确定是不是我理解有误，您帮我把把关。
孙维昌接过简报看了一会儿，手指在那个数据对比表上停了几秒钟。他抬头看了秦川一眼，那个眼神跟以往不一样，不是审视也不是赞许，而是一种很复杂的表情，像是在重新评估面前这个年轻人。
孙维昌说：“你先出去，这份简报放在我这儿。”。
秦川出去以后在工位上坐了一个多小时，孙维昌没有任何动静。快到中午的时候孙维昌从办公室出来，拿着那份简报上了楼。秦川知道楼上二层就是县长的办公室，孙维昌是去找县长汇报了。
下午秦川没有等到孙维昌的反馈，但他在走廊里看见了一个陌生面孔。一个四十岁左右穿夹克衫的男人坐在会议室里喝茶，身边没有别人。秦川不认识这个人，但看他的气质和穿着不像县里的干部。赵刚过来小声说那是市工作组的人，姓孟，市纪委二室的。
秦川嗯了一声没再多问。他在心里快速盘算了一下，孙维昌把简报送给县长，县长看到了柳坪镇的问题，如果县长跟市工作组之间有沟通渠道，这份材料很快就会到工作组手里。到了工作组手里，贺东来的口供加上实地核查的证据，这条线就能串起来。
接下来就看马志强能不能扛住了。
六月底市工作组撤离了北原。临走之前带走了两个人，一个是柳坪镇镇长贺东来，另一个是水利局计财股股长钱永平。消息传出来的时候县政府的人都在猜下一个会是谁，但猜归猜没有人敢说出口。
马志强没有被带走，但据说被市里谈话以后在家歇了一个星期没来上班。回来以后马志强瘦了一圈，在走廊里走路的时候不再慢条斯理了，步子明显加快，像是在赶什么。
七月初组织部下了一份文件，对县政府班子成员的分工做了调整。马志强不再分管财政和招商引资，改分管科教文卫。财政和招商引资转给了县长亲自分管，这等于变相削了马志强的权。
文件下来的当天周建国在办公室里抽烟，门关着，烟味从门缝里飘出来。秦川路过的时候听见里面有人在打电话，声音压得很低听不清说什么。下午的时候周建国出来说了一句，让秦川把文秘股今年上半年的工作总结整理一下报给他。
秦川说好。
回到工位上秦川在本子上写了一行字：马志强被削权，财政回归县长手里，局势重新洗牌。
石沟村水库的事现在有了转机。马志强不管财政了，新分管财政的是县长本人，而秦川通过孙维昌跟县长之间已经建立了一条间接的信息通道。时机正在慢慢成熟，但他不急。在官场上等比冲更重要，冲得太早暴露目标，等得住才能等到最好的出手时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