煤油灯熄了，天光从窗缝里爬进来，照在桌角那摞稿纸上。我昨夜记完账，把第十三个名字添进“春苗助学角”的册子，合上本子时心里像卸了担子。今早醒来没觉得累，反倒脑子清亮，像是被昨晚那盏灯熬通了经络。
我泡了杯浓茶，水汽扑到脸上，顺手翻开省报编辑昨天送来的约稿提纲——《八十年代女工的一天》。这种命题作文以前我不爱接，太泛，容易写成口号。可今天看着标题，脑子里竟自动跳出几个画面：凌晨五点的闹钟、车间门口啃冷馒头的背影、下班后蹲在水龙头前洗头的女人、抱着孩子在缝纫机前赶工的母亲……
我抓起笔就写，《八十年代女工日记：缝纫机上的春天》。不讲大道理，只写一个叫李秀兰的女工从睁眼到闭眼的十二小时。她修自行车胎磨破的手指，她在厂广播站听到自己名字时愣住的表情，她偷偷把半块月饼塞进女儿书包的动作。写到第三页，我自己都停不下来。
三小时后，稿成。我吹了吹墨迹，卷好塞进信封，贴上邮票，顺手塞进门外的邮筒。回来路上顺便买了根油条，咬一口还在想那个结尾是不是再压一点情绪更好。刚进门，屋里电话响了。
是省报编辑打来的。声音透着兴奋：“苏老师，稿子我们看了，不用改，全文照发。标题也不动，就用你写的这个。读者来信已经堆满编辑部了，好几个工厂团委说要组织集体学习。”
我嗯了一声，挂了电话，坐回桌前。没激动，也没笑，只是把这件事记进日程本，在“省级专栏”那一栏画了个勾。这种反应我自己都觉着奇怪——要是搁两年前，第一篇省刊过稿我得绕厂区跑三圈才压得住心跳。现在倒好，像刷牙洗脸一样平常。
可我知道这不是麻木，是稳了。
上午十点，阳光斜照进屋，我把前几期的手稿理了理，准备归档。这些稿子我都留着底稿，不是为了炫耀，是怕哪天被人说“运气好撞上热点”。一页页翻过去，《厂妹不想嫁老工人》《工资条里的秘密》《谁说女工不能谈理想》，每一篇都踩在时代缝隙里，不喊口号，不说教，就讲普通人心里那点不敢大声说的话。
它们火了，火得理直气壮。
中午饭没做，煮了碗挂面，加了个蛋。吃完擦桌子时听见隔壁王婶在跟人念叨：“哎哟，你们知道不？文化馆门口贴的那期省报，整整一版都是咱们双城人写的！署名‘苏晚’，听说就是纺织厂那个小梅家闺女！”
我隔着墙听着，没出声，只把桌上那张最新汇款单收进铁盒。三位数，本月第三张。这钱不算救命钱了，是我的劳动所得，干一篇有一篇的价，清清楚楚，明明白白。
下午两点，邮局通知我去取包裹。是一叠读者来信。我没当场拆，拎回家泡了杯茶才慢慢看。信纸五花八门，有作业本撕的，有香皂包装纸反面写的，字迹歪斜但认真。
“苏老师，您写的女工日记，我们车间传着看，组长还拿去给厂长读。”
“我照您教的方法填了招工表，上周面试过了！下个月去针织厂上班。”
“我家男人原来总说我瞎看书耽误干活，现在他自己也蹲门口看您的文章。”
最底下一封是用铅笔写的，纸都皱了：“我是盲人按摩所的小周，别人念给我听的。您说‘每个人都有权利被听见’，我听了哭了一场。我想投稿，可以吗？”
我把这封信单独挑出来，放在明日待办事项上面。不是急着回，是提醒自己——话说到这份上，就得一直说得下去。
傍晚我坐在窗边，天还没黑透，街面上有人推着板车吆喝收废品。我翻看过去一年的手稿，从最初试探性地写《细纱女工为何不愿相亲》，到现在能一口气写出万字深度稿，风格变了，胆子大了，但核心没变：我说真话，只说真话。
爆款从来不是追来的。你越追，它越躲。你站着不动，把该说的说完，它反而自己找上门。
我合上笔记本，钢笔轻轻搁在纸边。屋里灯亮了，暖黄色的光铺在桌面，映着整齐码放的稿纸和空墨水瓶。钥匙就放在信封旁边，没锁门，也没检查。从前我会睡前摸三遍门闩，生怕哪天被人闯进来夺走这点自由。现在不会了。
我起身拉了拉窗帘，回头看了眼书桌。明天还得写一篇关于个体户女性创业的，题目暂定《她们不是异类》。脑子里已经有框架了，不急，明早再捋。
窗外暮色沉下来，巷子里安静得很。远处传来一声狗叫，接着又归于平静。
我坐回椅子，手指敲了敲桌面，像在试一支新笔的弹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