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六点，天刚透出灰白，窗外的梧桐树影还压在墙根下。我睁眼时，床铺另一侧已经空了，被子叠得齐整，陆承洲那件洗得发白的军绿外套挂在椅背上，扣子一颗不落地系着。水壶坐在炉子上，壶嘴冒着细白气，显然是刚灌满不久。
我没出声，坐起身，从枕下摸出笔记本和钢笔。昨夜睡前脑子里闪过一个念头，关于“女性在家庭中的角色期待”该怎么写得更直白些，现在还记得轮廓。我低头写起来，纸页沙沙响，字迹利落，一行接一行，像车间里纺线机走丝那样顺畅。
厨房传来轻响，是火柴划过的声音。我抬眼，看见他穿着运动服站在灶前，正低头点炉子。他察觉到视线，抬头看我一眼，没说话，只是嘴角动了动，像是笑了一下。我也点了下头，继续写。
写完最后一句，我把本子合上，夹进帆布包里。起身时顺手把枕头拍平，床单拉直。走到厨房门口，他已经换好鞋，准备出门晨跑。
“要我煮粥吗？”他问，声音压得很低，怕吵了邻居。
我摇头：“你去跑你的，我来。”
他嗯了一声，没再推让，也没叮嘱“别累着”或者“等我回来吃”，只是拿起毛巾擦了下手，推门出去了。门关上的动作很轻，连风都没带起多少。
我生火、淘米、添水，整个过程没开收音机，也没哼歌。锅盖一盖，我就靠在桌边翻包，确认墨水瓶没漏，笔尖也完好。这是我的习惯，东西必须规整，不然心里就毛躁。锅开始咕嘟时，我听见巷口传来跑步的脚步声，节奏稳定，由近及远。
上午九点，我背起帆布包出门。楼道里有股潮湿味，昨天雨后没干透。走到院门口，正碰见他也拎着公文包出来，是去宣传部上班。
“路上小心。”他看了我一眼，语气平常，像说“今天天气不错”。
我点头：“你也。”
没有拥抱，没有多余的话。他往公交站走，我往工作室方向去。街面已经开始热闹，卖烧饼的摊子冒烟，几个学生模样的人蹲在报栏前看新闻。我路过时扫了一眼，最新一期的《双城青年》贴在角落，头条不是我写的那篇，但副刊位置登了我署名的小短评，标题是《别把“安稳”当奖赏》。
我没停步，也没回头看。但我知道他在不在那儿。
中午我没回去。在工作室吃了半份烧饼，剩下的塞进包里打算晚上垫肚子。林晓雅递了杯热水给我，我没问她怎么知道我要来，只说了句“下期栏目方向我改了两处”，她记下来，点头走了。我不需要别人陪着忙，她也不需要我事事交代。这种自在，比什么都强。
下午三点，我从工作室出来，拐进邮局寄了两封信，一封给刘馆长回函，一封是读者问答专栏的样稿。出来时天阴了些，风吹得紧。我拢了拢围巾，沿着老街往回走。
快到家楼下时，看见他正从文化馆方向过来，手里拎着个牛皮纸包，走得不急不慢。我们没约时间，也没打电话，但就是碰上了。
“买墨水了。”他举了举袋子，“你要的蓝黑。”
我伸手接过，沉甸甸的，是整盒装。“正好用完。”
他点头，没问“写多少了”“要不要我帮你抄”，就像问我“要不要伞”一样平常。我们并肩上楼，钥匙串哗啦响了一声，我先掏的钥匙，开了门。
屋里干净，炉子上有热水，桌上摆着两个搪瓷缸，一杯泡好了茶，另一杯空着，显然是给我留的。我没问谁收拾的，也没说“谢谢你”，直接倒水，吹了两口气，喝了一口。
他脱了外套挂好，坐下翻开文件，我也拉开椅子，把包里的稿纸拿出来整理。同一张桌子，两边各据一角，灯光照在纸面上，清清楚楚。他看他的公文，我看我的笔记，谁也不打扰谁。
七点过后，楼下传来孩子放学的喧闹声。我合上本子，伸了个懒腰，肩膀有点酸。他抬头看我：“累了？”
“嗯。”我说，“睡了。”
他起身去关窗，顺手把热水袋灌满塞进我被窝里。我没推辞，他知道我脚冷，我也知道他是真心想让我舒服，不是做样子。钻进被子时，暖意从脚底漫上来。
他熄了顶灯，只留一盏小台灯，坐在床边脱鞋。我背对着他躺下，听见他轻轻吹灭最后一盏灯，黑暗里响起一句：“晚安。”
“嗯。”我应了声。
屋里彻底安静下来。楼上传来挪柜子的声音，隔壁夫妻低声拌了两句嘴，很快也歇了。窗外风小了，梧桐叶不再哗啦响。我能听见自己的呼吸，也能听见他的，平稳、均匀，不远不近。
这不是那种非得黏在一起才叫过的日子。也不是谁伺候谁、谁牺牲谁的那种婚姻。我们各自有事做，有路走，有想法要实现。他不拦我，我不绑他。他尊重我的工作，我也不拿家务去框他。早上起床不用商量谁刷碗，晚上回家不用解释为什么没等对方吃饭。我们都不爱啰嗦，也不爱演。
最舒服的关系，大概就是这样——你在，我知道你在；你不在，我也知道你是去了该去的地方。我不用担心你嫌我太忙，你也不用怕我怪你太冷清。我们不是非得靠说话才能明白彼此。
我闭着眼，手指无意识摸了摸帆布包外侧。军功章还在，别得结实，贴着心口的位置。兜里的桂花糖纸也还在，折得整整齐齐，没丢。
明天醒来，还是这样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