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刚亮，山雾还没散尽，陆承洲已经在侧斗旁蹲着擦车灯。我从旅社房间里出来，手里拎着帆布包，脚步轻快。昨晚睡得踏实，脑子里那根绷了多年的弦，终于松了一圈。
他抬头看我，“这么早？”
“早点出发。”我把包放进侧斗，拍了拍位置，“等太阳上来，山路更难走。”
车子发动后顺着山脊往南拐，风从谷底涌上来，带着草木的清气。我没戴帽子，任它吹乱额前碎发。行到半道，路过一片野桃林，粉白的花压满枝头，阳光斜照进来，像撒了一地碎纸片。
就在那一瞬，选题冒了出来。
省级文化刊约的那篇《民间手艺的活路》，一直没动笔。不是不想写，是总觉得少了点什么。现在明白了——缺的不是素材，是距离。从前在厂里，在城里，写东西总带着一股“我要改变谁”的劲儿，可人一旦真沉下来，反而不想教别人怎么活了。
我拍了下陆承洲肩膀：“停一下。”
他靠边熄火，转头看我，“有事？”
“借你腿用用。”我说。
他愣了两秒，随即把摩托支好，背过身去，双膝微曲，让我把小本子垫在上面写字。我拧开钢笔，墨水瓶塞进帆布包拉链夹层，防止颠簸洒出来。
风还在吹，纸页哗啦响。我左手按住一角，右手快速落字：
“手艺不死，是因为有人愿意穷着守。不是为了出名，也不是等政策救，就是觉得——这东西不该断。”
写到这里，我自己停了两秒。这话不像记者写的，倒像是工友聊天时随口一句。可恰恰是这种话，才有人听。
陆承洲没动，就那么跪坐在摩托边上当桌子，后背挺直，连呼吸都放轻了。我知道他在配合我，但没说谢。有些默契，一开口就俗了。
一气呵成写了三页，中间只停下一次——笔尖漏墨，在纸上洇开一小团蓝。我拿指甲刮了刮，顺手在旁边画了个叉，继续往下写。前世做主编时，排版洁癖要命，现在反倒觉得，有点瑕疵的文字更有体温。
收笔时，太阳已经爬过高岗。我把稿子折好塞进内袋，拍了拍他的肩：“走吧。”
“写完了？”他起身掸灰。
“省级的。”我说，“剩下的，晚上补。”
到了下一个镇子叫杨家坪，比昨天热闹些。茶摊照旧摆在铁匠铺对面，条凳换了新竹篾，矮桌也擦得发亮。老板娘认得我们，主动端来一杯热茶，“又来了？今天不打电话？”
“不打。”我坐下，“干活。”
她笑了一声，“看你这样子，比上班的人还忙。”
我也笑了，“我这就是上班。”
找了个靠窗的位置，把本子摊开，开始改稿。煤油灯还没点，光线正好。我把句子一段段捋顺，删掉两句太文绉绉的，换成工人常说的话。比如把“传统工艺面临失传危机”改成“老师傅带不动徒弟，工具箱锁了三年”，听着糙，可事儿是真的。
改完一遍，我又抄了一遍清稿，字迹工整，方便编辑直接上版。封稿时，顺手在背面写了个标题：《市井之声·第三辑：女人的钱包自己缝》。
这是给本地文化报写的专栏。上周来的约稿信说，读者反映“想看点轻松的”，我就打算写几个普通女人怎么省钱、攒钱、最后自己开店的故事。主角都不是英雄，就是会算账、敢开口、不怕被人说“太计较”。
写完两个栏目，天色渐暗。茶摊老板娘点亮煤油灯，灯芯挑高了些，光晕一圈圈扩开。我合上本子，没再翻帆布包里的信件。陈桂兰她们怎么样，订单涨没涨，封面用了哪种颜色——都不看了。
我知道他们会做好。
从前总怕一松手，事情就塌。现在才懂，真正稳的关系，是你走得越远，身后越牢。
我靠着墙坐了一会儿，手指轻轻敲着本子边缘。陆承洲在不远处和老板娘聊修车的事，声音不高，语气利落。我没过去听，也不着急。这种感觉很新鲜：事业在跑，爱人在说话，而我坐在中间，什么都不用抓，也能稳稳落地。
夜深后回到旅社，房间还是昨天那间。一张床，一张桌，窗外山影沉沉。我拧开钢笔，在本子最后一页写下：
“第四天，晴。山路七转，停车三次，写完两稿。人在路上，事也没落下。”
合上本子，吹灭煤油灯。
黑暗里听见隔壁传来翻身的声音，床板吱呀一声，然后归于安静。
我睁着眼睛躺了片刻，忽然想起八年前在细纱车间，机器轰鸣，棉絮飞舞，我一边接断线一边默念标题，生怕灵感一闪就没了。那时候以为，自由就是能坐着写字。现在才知道，自由是——哪怕在颠簸的路上，你也能写出自己想写的东西，并且相信，有人会替你守住回来的门。
我翻了个身，脸朝向墙壁。
外面起了点风，吹得窗纸微微颤动。远处不知哪家的狗叫了两声，又静下去。
一切都很好。
我没有做梦。
我正活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