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刚爬上院墙，竹竿上的床单被风轻轻推着晃。我坐在书桌前，正把一摞读者来信按日期码齐，门外传来脚步声，不急不缓，踩在青石板上像走惯了这条巷子。
陆承洲推门进来，肩上挎着布包，没说话，径直走到书桌旁，从包里取出一个牛皮纸袋，封口用曲别针别着，上面印着“市宣传部内部传阅”几个红字。他把它放在台灯旁边，顺手把歪了的灯罩扶正。
“昨天会上的纪要。”他说。
我点点头，伸手去拿信封，指尖刚碰到纸面，抬头问他：“有人问起咱们的事？”
他站着没动，看了我一眼，说：“组织上有人提了句，说该按规矩办。”
我冷笑一声，把信封往边上一推，“哪门子规矩？拿我换彩礼？还是让他当倒插门？”
话出口我自己都愣了一下，语气比预想的还冲。可这话不是冲他说的，是冲那些藏在“风俗”背后、专等着把女人标价的手。
他没接话，沉默了几秒，拉开随身背的帆布包，掏出个小本子，翻到一页空白处，拧开钢笔，低头写起来。笔尖划过纸页沙沙响，他写得慢，但一笔一划很稳。
写完，他把本子转过来，推到我面前。
三行字：
不收彩礼。
不设嫁妆。
婚后各自收支，共同承担家用。
我没动，盯着那几行字看了好一会儿。字是他一贯的风格，工整，不张扬，可每一个都像钉进地里的桩子，稳得很。
我抽过自己的笔，在下面添了一行：
组建家庭，是合伙过日子，不是谁依附谁。
写完，合上本子，轻轻放回桌上。他低头看我写的那句，嘴角动了动，没笑出声，可眼神松了下来。
我们都没再说话，屋里静得能听见晾衣绳上水珠滴落的声音。一只麻雀跳上窗台，探头探脑看了眼，又扑棱飞走了。
过了会儿，我起身去厨房泡茶。粗瓷碗两个，洗得发白，边沿有点豁口。我拎起暖壶倒水，热气腾上来，糊了半边脸。端出来时，他正站在院中看那盆绿萝，叶子新抽了两片，嫩得能掐出水。
我把一碗递给他，自己坐回竹椅上，脚尖勾了下地上的小木墩，把它往前挪了挪。
“我这辈子，最怕被人安排。”我说，“从前是家里要把我嫁出去换钱，现在轮不到别人再拿‘风俗’压我。”
他接过碗，吹了口气，喝了一口，说：“我也不是非要娶个能陪嫁三十六条腿的人。”
我噗嗤笑出来。三十六条腿——八十年代婚嫁黑话，一张床四条腿，一口柜十二条腿，加上桌椅板凳，凑够三十六才算体面人家的闺女。我妈当年就念叨过这词，恨不得把我打包成一套家具送出去。
“你要是图这个，”我看着他，“早该去找供销社主任的女儿了，人家连自行车带缝纫机都备两套。”
他笑了一声，把碗放在石桌上，“我要的是搭伙过日子的人，不是进货清单。”
这话落地，像一块石头沉进井里，没溅起多大水花，可底下已经稳稳落了底。
我翻开膝上的笔记本，就是那本刻着“我自己”的旧本子，翻到“我们的日子”那一页。之前写了时间、地点、人员，还有不穿红袄、不拜堂、不收礼金。现在我在下面，又加了两条：
四、经济原则：零彩礼，零嫁妆，财务透明，分工协作
五、婚姻本质：志同道合，彼此成就，非交易，非依附
笔尖顿了顿，我又补了个括号：（谁也不许偷偷塞钱办事，出了账目问题当场对账）
写完，合上本子，轻轻搁在石桌上。阳光斜照过来，正好落在封面那三个字上——我自己。刀痕还在，清晰，不深，可每看一眼都知道是亲手刻下的。
他走过来，站在我旁边，低头看那本子，看了很久，没说话。
我知道他在想什么。不是怀疑，也不是犹豫，是在确认——确认这件事是真的，是我们一起定下来的，不是一时冲动，也不是嘴上说说。
“你说，”我忽然开口，“以后别人问起，怎么答？”
“实话实说。”他说。
“说我们不要彩礼？”
“嗯。”
“说你不给我买金戒指？”
“不买。”
“说我也不给你蒸十八层馒头、扎八个鞋垫？”
“不蒸也不扎。”
我们都笑了。笑声不大，可院子里的风好像也跟着松快了一截。
他弯腰捡起地上一片落叶，夹进自己那个小本子里，合上，塞回口袋。
“真到了那天，”我说，“可能还是会有人说闲话。”
“会。”他点头，“但说闲话的人，不用请进院门。”
“我不怕他们说。”我靠在竹椅背上，仰头看天，“我怕的是自己先低头。”
他看着我，眼神没闪，也没说什么“你不会的”“你最坚强”这种话。他就那么站着，像根竹竿一样直，可你知道他撑得住。
我伸手摸了摸本子封面，指腹顺着“我”字那一竖划下去，到底，停住。
这本子是我重生后第一件私人物品。那时候刚从车间醒来，原主记忆还在脑子里打架，我就跑去文具店买了它。八分钱，皱巴巴的牛皮纸壳，里面纸张薄得能透光。可我拿回来，用小刀在封面上刻了三个字。
不是为了纪念什么，是为了告诉自己：这一回，我活给自己看。
现在它还在，我还是我，只不过多了一个人，愿意和我一起，把“我”变成“我们”，而不是“他”和“附属”。
“其实吧，”我忽然说，“我觉得结婚最危险的不是吵架，是账算不清。”
他挑眉：“怎么说？”
“你看，”我掰着手指数，“一方掏钱买房，另一方说‘我出力装修’；一方工资上交，另一方说‘我管孩子花了更多’；还有更离谱的，彩礼算投资，嫁妆算回本——这哪是过日子，这是搞股份制改造。”
他笑出声：“还是你敢说。”
“我不是敢说，”我摇头，“我是见多了。厂里多少夫妻，开头甜甜蜜蜜，后来为一分钱掰扯，最后连孩子都成了谈判筹码。”
他沉默片刻，说：“所以你要的不是平等，是规则。”
“对。”我点头，“没有规则的平等，迟早变算计。”
他又看了我一眼，这次眼神不一样了，像是重新认识我一遍。
“那咱们就这么定。”他说，“婚前清清楚楚，婚后明明白白。谁也不占便宜，谁也不吃亏。”
“合作愉快？”我伸出手。
他低头看我伸出的手，没立刻握，而是转身去水缸边洗手，洗得认真，连指甲缝都搓了搓，才走回来，把手擦干，稳稳握住我的手。
掌心干燥，有力，温度刚好。
“合作愉快。”他说。
我们都没松手，就那么站着，一个坐在竹椅上，一个立在院中，手搭着手，像签了份看不见的合同。
风吹过院子，床单哗啦一荡，狗尾巴草从墙缝里探出头，摇得欢快。
他松开手，去晾衣绳上取下晒干的一件衬衣，叠好，放进竹篮里。动作自然，像做过千百回。
我坐着没动，手里还捏着那本笔记。封面上的字在阳光下泛着浅浅的光，像一道不会褪的印子。
他知道我要的是什么。不是浪漫，不是仪式，是一个能并肩站着、不弯腰、不踮脚、不高攀也不低就的位置。
而他给得起。
远处巷口传来自行车铃声，清脆，利索，由远及近，又慢慢走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