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唱会的排练，在沙市的一个旧厂房里进行。
厂房是老城区的一个废弃纺织厂，红砖外墙，钢架结构，拱形窗户。
厂房里还残留着棉絮的气味，混着铁锈和机油的味道，形成一种独特的、属于工业时代的记忆。
这里是星耀的团队把厂房改造成了临时排练厅——铺了地胶，装了镜子，拉了线阵音响，架了灯光。
排练厅的一角放着一排折叠椅，是给乐队坐的；另一角放着几张桌子，是给导演组用的。
墙上贴着一张巨大的时间表，从早上九点到晚上十点，每一个小时都排得满满当当。
时间表是用A0纸打印的，用磁铁吸在白板上，红蓝黑三种颜色标注——红色是林砚的个人训练，蓝色是乐队合乐，黑色是舞台走位和技术交底。红色最多，密密麻麻的，像一片红色的森林。
林砚每天早上八点半到，晚上十一点走。他不是最勤奋的，他是最拼的。
声乐训练在每天早上九点到十一点。他的声乐指导是省歌舞团的一位退休老师，姓陈，七十多岁，头发全白，但声音还很年轻，唱起歌来像一个三十岁的年轻人。
陈老师住在省歌舞团的家属院里，每天早上骑着一辆老式自行车来排练厅，车筐里放着一个保温杯和一本泛黄的声乐教材。他把自行车停在门口，锁好，走进排练厅，从不迟到。
陈老师教了他一套气息训练的方法，每天练一个小时，从不间断。林砚以前唱歌靠本能，想怎么唱就怎么唱。陈老师说“你这样唱，二十场下来嗓子就废了”。他听了，开始学。学得很慢，但很认真。他站在排练厅的中央，双手叉腰，深吸一口气，然后慢慢吐出来，像在吹一根看不见的蜡烛。陈老师站在他旁边，手里拿着一支铅笔，用笔尖点着他的腹部，说“这里，用力，不要用喉咙”。林砚试了一次，不对；又试了一次，还是不对；试了十几次，终于找到了一点感觉。陈老师说“对了，就是这个感觉”。林砚记住了那个感觉，然后反复练，练到肌肉记忆，练到身体不需要思考就能自动做出反应。
乐队合乐在下午两点到六点。乐队成员有二十多人，有弹电吉他的、弹贝斯的、打鼓的、弹键盘的，也有拉二胡的、吹笛子的、弹古筝的、吹唢呐的。两种乐器，两种体系，两种审美，要融合在一起，不容易。电声乐队想要更多的低频，民乐想要更多的空间；电声乐队喜欢整齐的节奏，民乐喜欢自由的呼吸。老吴坐镇调音台，一遍一遍地调，一遍一遍地改。他戴着耳机，闭着眼睛，手指在推子上滑动，像在弹一架看不见的钢琴。
林砚站在麦克风前面，一遍一遍地唱，一遍一遍地找感觉。有时候一段旋律要反复磨合几十遍，才能找到那个“对了”的点。找到的时候，老吴会摘下耳机，说一句“行了”。只有两个字，但林砚知道，这两个字的分量很重。老吴不是轻易说“行了”的人。
舞台走位在晚上七点到九点。刘丽给林砚设计了复杂的走位路线——什么时候上台，什么时候下台，什么时候走到舞台前端跟观众互动，什么时候退到后场换服装。她把走位图画在一张A3纸上，用不同颜色的箭头标注了每首歌的移动路线。林砚记不住，刘丽就一遍一遍地带着他走。走错了重来，走慢了重来，走快了重来。
林砚有时候走得腿都软了，但他没有喊停。他知道，舞台是活的。你不驯服它，它就吃掉你。刘丽说“再来一遍”，他就再来一遍。刘丽说“慢了半拍”，他就加快脚步。刘丽说“这里要跟观众互动，不要低着头”，他就抬起头，对着空无一人的观众席微笑。台下没有观众，但他想象有。他想象台下坐满了人，荧光棒汇成一片光海，他在那片光海里走，不能错，不能慢，不能停。
技术交底在晚上九点到十点。灯光、音响、视觉、特效、机械——每一个环节都要对接，每一个细节都要确认。曾庆遥坐在导演台前，面前是十几个屏幕，每一个屏幕都显示着不同的画面——有的显示舞台全景，有的显示灯光布局，有的显示大屏素材，有的显示特效节点。他拿着对讲机，跟各个岗位的负责人沟通，声音不大，但很清晰。
“灯光，第三首歌的cue点不对，往前挪两秒。”
“音响，人声再大一点，乐队收一点。”
“视觉，大屏素材换慢了，跟乐队的节奏走。”
林砚坐在旁边，看着这一切，觉得自己像一个局外人，他不认识那些按钮，听不懂那些术语，看不懂那些流程图，他唯一能做的，就是唱歌。他把这个想法告诉了曾庆遥。
曾庆遥看了他一眼，说“林老师，你不需要懂这些。你只需要唱好你的歌。其他的你放心，交给我们就好了”。
林砚点了点头，没有再说。
排练的日子很苦。
每天十几个小时，重复，重复，再重复。嗓子会哑，腿会酸，腰会疼，眼睛会花。
但没有人抱怨。因为所有人都在做同一件事——把这二十场演唱会，做成林砚想要的样子。
陆白青正式加入排练后，林砚发现她是一个极其安静的人。
她不多话，不抢戏，不刷存在感。
每天准时到排练厅，从不迟到，从不早退。
来了就坐在角落里的折叠椅上，看谱、练声、记笔记。
她把自己要唱的歌的歌词抄在笔记本上，每一句下面都标注了气息、节奏、情感处理的要点。
她的字很小，但很清楚，每一笔都写得很认真，不像是在记笔记，像是在抄经。
林砚有一次路过她的座位，低头看了一眼她的笔记本，看到一行字——“《故湘·风》第二段，气息要稳，不要急，像水流。”他看了她一眼，没有说话。
她不知道他看了她的笔记本。她低着头，继续写。
她跟小周和老孙的配合也很默契，三个人站在一起，声音像三股绳子拧成了一股，分不清谁是谁。
小周的声音甜，老孙的声音厚，陆白青的声音亮，三种声音叠在一起，不打架，不抢，像三原色调在一起，变成了一个新的颜色。
老吴有一次在调音台后面听她们和声，听完了，摘下耳机，说了一句“这个陆白青，行”。林砚问他“怎么行”，老吴说“她会收。不是每个人都会收的。会放的人多，会收的人少”。林砚知道老吴说的“收”是什么意思。收，是把自己的声音藏起来，融进别人的声音里。不是压着嗓子唱，是找到那个刚刚好的位置，不突出，不落后，像水融进水里。这比放难得多。放是一种本能，收是一种修行。
有一天，排练结束后，大家都在收拾东西准备走。老吴在关设备，刘丽在整理舞蹈道具，曾庆遥在收对讲机，王胖在帮忙搬椅子。陆白青坐在角落里，还在写。她写得很慢，像是在斟酌每一个字，像是在走一条很窄的路，不能急，不能偏。
林砚走过去，在她旁边坐下。折叠椅吱呀响了一声，像在叹气。她抬起头，看了他一眼，又低下头继续写。
“陆老师，你每天写这么多，不累吗？”
陆白青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我记性不好，写下来，闲时可以拿出来温习一下，这样心里才踏实。”
林砚看着她的笔记本，看到上面密密麻麻的字，忽然想起苏晚，苏晚也喜欢写，喜欢记。
“林老师？”陆白青的声音把他拉回来。
林砚回过神，看着她。“嗯？”
“您刚才在想什么？”
林砚沉默了一会儿。
排练厅里的灯一盏一盏地灭了，曾庆遥在门口喊“林老师，锁门了”。
林砚没有回答陆白青的问题，站起来，拿起吉他，走到门口。
陆白青收拾好笔记本，跟在后面。两个人一前一后走出排练厅，门在他们身后关上了，锁芯转动的声音在空荡荡的走廊里回荡。
林砚走在前面，陆白青走在后面。两个人谁都没有说话。
脚走到楼梯口的时候，林砚停下来，侧过身，让陆白青先走。
陆白青看了他一眼，点了点头，走下了楼梯。
林砚站在楼梯口，看着她的背影。
她的背影在惨白的灯光下显得有些单薄，肩膀不宽，腰很细，步子不大，但很稳。
他站在楼梯口，站了很久，直到声控灯灭了，走廊里一片漆黑。
他才走下楼梯，走进夜色里。
他不知道的是，陆白青走到楼下的时候，停下来，回头看了一眼。
楼梯口空空的，没有人。
她站了两秒，转身走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