又过了些日子。山丘上的柿子树叶子落得差不多了，只剩几片挂在枝头，黄得发黑。就算没落下来，也变不回绿了。
那天傍晚，阿爸从镇上回来，把自行车支在院子里。他照常把报纸包的肉递给阿嬷，没看我。
阿嬷接过肉，站在灶房门口，没进去。
“赵德，”她说，声音不大，“春兰上学的事，你到底怎么想的？”
阿爸正在洗手，水声哗哗流着。他没抬头。
“上什么学？家里这么多活。”
“活干不完的。”阿嬷说，“她阿妈以前也说——”
“别提她。”阿爸把手上的水甩了甩，“一个丫头片子，读再多书也是别人家的人。浪费那个钱。”
阿嬷没接话。她从衣袋里掏出一卷钱，新的旧的叠在一起，用一根橡皮筋箍着。她把钱放在灶台上。
“学杂费我出。不花你的。”
阿爸看了一眼那卷钱，没吭声。
“村干部说了，”阿嬷又说，“现在每个孩子都要读书，不上学上面要查。查下来罚款，罚的不止这点钱。”
风吹过来，把灶房门口的火灰吹散了。阿爸站在那里，右手食指和中指搓了搓——那是他数钱的习惯。他搓了好一会儿。
“活不能少干。”他说。
“放学回来干。”阿嬷说。
“猪要喂。”
“我喂。”
阿爸没再说话。他蹲下来，抽出一根烟，叼在嘴里，划火柴。火光照亮他的脸，他眯着眼睛吸了一口。火柴梗被扔进灶膛。
“年底小猪仔要是没奖回来，”吐了一口烟，“书就别念了。”
阿嬷没应他。她把灶台上的钱收起来，塞回衣袋里。然后转身进了灶房，往灶膛里添了一把柴。
我蹲在门槛上，把他们的话一句一句吃进肚子里。脚趾在鞋里蜷着，没松开。
第二天傍晚，阿爸从镇上回来时手里多了个塑料袋。他把袋子放在桌上，手指在袋子上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
“给你买的。”他说。
我打开袋子，里面是一支铅笔，一个本子和一个橡皮。铅笔是绿色的，上面印着几个字，我不认识。本子的封面是花的，纸很白，我没见过这么白的纸。橡皮有淡淡的甜香味——梅珍以前给我看过，这个东西可以擦掉铅笔印。
真神奇的一天，我居然可以上学了。像做梦一样，人也跟着想那朦胧的校园生活。我拿着本子，翻开来，里面什么也没写。纸滑溜溜的，手指摸上去，凉凉的。不是梦。
“好好学，”阿爸说，“别丢赵家的脸。”
他说完就走了。没看我第二眼。
我拿着这三样东西，蹲在灶房门口。铅笔捂在手心里，慢慢变热了。
那天晚上，阿嬷拿一把小刀帮我削铅笔。刀片刮着木杆，嚓，嚓，木屑一卷一卷地掉下来，露出里面黑色的笔芯。她削得很慢，削几下就用拇指指甲轻轻刮一刮笔尖，看看够不够尖。最后她把铅笔举到灯下照了照：“写出来的字会比树枝写的好。”
然后她把那块碎花布翻出来。是阿妈那件衬衫的料子，原先缝过补丁，还剩下一小块。用剪刀裁了裁，比着我的肩膀量了量，又比了比我的后背。针线在灯下走，一针一针的，缝得很慢。缝了一个书包。
我蹲在旁边看。线穿过布的声音，嗤啦，嗤啦。顶针在灯下一闪一闪的——那枚顶针也是阿妈用过的。
“阿嬷，”我说，“阿爸以前也背书包吗？”
阿嬷的手停了一下。
“背，”她说，“我缝的。”
她没再说。我也没有再问。
那天晚上，我把铅笔和本子放进书包。铅笔用报纸卷了两圈，怕笔尖断了。本子放在最底下，上面压着《草房子》。三颗糖塞在侧边的小口袋里，糖纸黏黏的，我用手指按了按，软了，但还没化。
阿嬷在隔壁纳鞋底，麻线穿过布，一声一声的。我在被窝里翻了个身，听着那声音，不知道什么时候睡着了。
第二天早上，我醒得很早。天还没亮透，灶膛里的火已经烧起来了。阿嬷把那件洗得发白的蓝布褂子从柜子里拿出来，叠好了放在床边。
“穿上。”她说。
我穿上褂子，扣子扣得整整齐齐。阿嬷蹲下来，帮我把衣领翻好，手指凉凉的。
“书包背上。”
我背上那个碎花布书包。带子有些长，阿嬷比着我又缝了两针，短了一截，刚好贴在腰上。
“阿嬷，你不去吗？”
“你自己去。”
我站在门口，往外看。雾还没散，山丘灰蒙蒙的，田埂上铺着一层白霜。空气凉凉的，吸进鼻子里整个人都精神了些。
我摸了摸书包带子，背好，往外走。脚踩在土路上，霜在鞋底下发出细碎的响声，咯吱咯吱的。走到村口那棵老榕树下面，我停下来。树还在，叶子还是很多，枝丫伸向天空。阳光从树枝间漏下来，落在肩膀上，不暖，但亮亮的。
我吸了一口气，继续走。
到校门口的时候，人还很少。大门开着，里面空荡荡的，只有一个扫地大伯在操场上推着扫帚。我不知道教室在哪，不知道该往哪走。
我站在门口，攥着书包带子，没有动。
“你是哪个班的？”
一个声音从旁边响起来。我回过头，一个年轻女人站在我身后，穿着蓝布褂子，头发扎着马尾。
我没说话。
她蹲下来，看着我的眼睛：“你是不是叫赵春兰？”
我点头。
“我是林老师，”她说，“我听说过你。”
她站起来，指了指操场那边：“一年级在三排第二间。走，我带你去。”
我跟在她后面。她的鞋踩在地上，嗒嗒的响。我的布鞋没有声音。
“你一个人来的？”她问。
“嗯。”
她没再问。
教室不大，门开着。她领我进去，指了指最后一排靠窗的位置：“你坐这里。”
我把书包放下，坐在凳子上。凳子有点高，脚尖刚够着地。窗户外边没什么好看的。能看见操场的一角，光秃秃的泥地，还有半堵矮墙。矮墙上长着草，枯黄的，风吹过来就摇一下。天倒是很蓝。这里只有泥地，矮墙，和几棵叫不出名字的草。
林老师没有立刻走。她在讲台边站了一会儿，看看我，又看看窗外。
“怕不怕？”她问。
我摇头。其实有一点，但我不想说。只道了声谢。
她笑了一下，不是那种咧嘴的笑，是嘴角微微弯了点：“不怕就好。有什么事，来办公室找我。”
她走了。我一个人坐在教室后面，听着自己的呼吸。呼——吸——呼——吸——比平时慢，也比平时重。像是在确认什么，又像是在压住什么。
过了一会儿，外面的脚步声多起来，其他的同学也来了。梅珍走进来的时候看见我，愣了一下，然后嘴巴张开了，眼睛亮亮的。她没喊，只是悄悄冲我笑了一下。
我也笑了一下。
上课铃响了。
林老师走进来，手里拿着一本书。她没有特意介绍我，只是在点名的时候，念到“赵春兰”三个字，停了一下，看了我一眼。我学着前面被点到名的同学举了一下手。
她继续念下一个名字。
粉笔在黑板上走，吱吱的响。她写了一个字：“春”。
她转过身来，目光扫过全班，在我脸上停了一瞬，又移开了。
“今天我们来学这个字。”
我低下头，在本子上写。本子的纸很白，铅笔写上去滑滑的。我写得很慢，一笔一笔。手还在抖，但比第一笔稳了一些。写了几行，我把本子举起来看，那个“春”字歪歪扭扭的，但它是我的。
下课的时候，梅珍跑过来，拉着我的衣袖：“你终于来了！我等你好久了！”
她的手心热热的，有一点汗湿。
“秀萍姐借你的《草房子》呢？”她问，“带来了吗？”
我点头，从书包里把书掏出来。书边已经起了毛，角也卷了，但放在新本子旁边，也没显得多旧。她翻开第一页，看了看那个被我的手描过很多遍的“人”字。
“只认识几个字。”
“没关系，”她把书合上，塞回我手里，“以后你肯定全看得懂。”
水生从旁边走过去，看了一眼，没说话。
中午放学，我背着书包走回家。阿嬷在择莱。
“回来了？”她问。
“嗯。”
我把书包放回里屋，出来蹲在阿嬷旁边帮忙。阿嬷没问我怎么样，我也没说。
下午。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桌面上。我低头写字，写完后用橡皮擦擦掉，只留下写得最好的那个字。这样子本子就能用久一点。最好的那个“春”字留在第三行。橡皮屑落在桌面上，灰白色的，一小条一小条，我用手指把它们拢到一起，吹掉。
放学铃响了。本子和铅笔收进书包，背着它走出校门。书包不重，但背着它走路的感觉和早上不一样了。早上是空的，现在里面装了个“春”字。
我没有直接回家。
脚自己拐上了那条路。土丘还是那个土丘，不高了。路边的石头还是那些石头，被晒得发白。走到歪脖子柿子树下面，我停下来，树已经光秃秃了。上次埋戒指的地方，石头还在，被雨水冲过，边角蹭掉了一点泥，但没动。那块最小的石头，我亲手放上去的那块，还在最上面。
我蹲下来，摸了一下书包袋子，软的。
然后然后把手伸进书包侧边的小口袋。那三颗糖还在。糖纸黏黏的，手指一碰就粘住了。我用指尖慢慢撕。糖纸剥下来的时候，里面的糖已经软了，粘在纸上一小块。我舔了一下。甜的。软塌塌的甜，带着一点纸浆的味道。舌头上糊了一层，咽下去的时候黏嗓子。
我把三颗糖全剥了。糖纸叠好，塞回口袋。三颗糖躺在手心里，已经不像糖了，像三块黏土，边缘不齐，颜色发浑。
我把第一颗放在石头上。粘住了。石头是凉的，糖是黏的，贴在一起，分不开。
第二颗放在石头缝里。塞进去，卡住。
第三颗我攥在手心里，攥了一会儿，然后放在那块最小的石头上面，压着。太阳晒着它。也许晒化了，它就渗进去了。渗进石头里，渗进土里，渗到戒指深处。
我蹲在那里看了一会儿。石头没动。糖也没动。风从丘顶吹下来，有干草和泥土的气味，和以前一样。
“阿妈，”我说，“我今天上学了。”
声音很小，被风吹散了。
“学会了写‘春’字。就是春天的春。我名字里也有一个‘春’。是赵春兰的春。”
风吹过来，野柿树的枝丫晃了一下。
“铅笔是本子阿爸买的。书包是阿嬷缝的，用的你那件衬衫的剩布。这三颗糖，都给你了。”
没有回音。
我站起来，膝盖上沾了土，拍了拍。
“明天还要上学。我走了。”
我转过身，往山下走。走了一段，又停下来，回头看。那三颗糖被光照着，石头还是那几块石头，最小的那块在最上面。山丘没说话，树没说话，风也没说话。
可我蹲在那里的时候，手心里黏糊糊的，舌头上的甜味还没散。我舔了一下嘴唇，甜的。
回到家里，阿嬷在灶房里烧火。我站在灶房门口，没进去。阿嬷看了我一眼，没问。我也没说。
“回来了？”她问。
“嗯。”
我把书包放回里屋，出来蹲在灶房门口。灶膛里的火噼啪响，火光把阿嬷的脸照得红红的。
夜里，被窝已经暖了。我闭上眼睛。
明天还要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