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一的语文老师，叫徐丽燕，她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她是我灰扑扑的少年时代里，罕见的一道光。不是温暖和煦的太阳，更像一道凌厉的闪电，猛地劈开我周遭的沉闷与黑暗，在瞬间的刺目过后，让我牢牢记住那种浑身战栗、却又被狠狠照亮的感觉。徐老师和那些刚毕业、眼里只有远方的年轻老师不太一样。她更急，看我们的眼神，像看一片长满了荒草、却硬要逼出花来的盐碱地。她说话快，走路也快，碎花衬衫的袖子总挽着，好像随时准备俯身拔草、松土，或者一把把哪个溜号走神的学生，硬生生拽回课堂。她对我们凶，是那种带着滚烫期望的凶。背不出课文，就老老实实罚站；作业写得潦草，直接撕掉重写；上课稍微一走神，粉笔头就会精准地砸在桌角，猛地吓你一跳。我们都打心底里怕她，但也隐隐地服她、依赖她——因为只有她批改作文时，能让我们这些泥里滚大的孩子，真真切切感觉到自己是“存在”的，不是无人在意的野草。我的作文，在她手里，经常是满分。不是那种靠工整字迹、好词好句堆砌出来的满分，是独属于我的、带着血泪温度的满分。有一次，她布置作文题目《我的家人》。我没写整日浑浑噩噩的父亲，没写默默疼我的二姑，我写了外婆。写外婆那次狮子般暴怒的嘶吼，写她嘶哑又绝望的那句“造孽啊”，写地上摔碎的瓷碗，写洒了一地还冒着热气的滚烫米粥。写的时候，我的手指一直在抖，笔尖几乎要戳破薄薄的作文纸。作文本发下来，我的那一页，满是红色印记。不是刺眼的红叉，是密密麻麻、力透纸背的圈点和波浪线，每一道都带着她认真的力道。最后，一个鲜红得快要破纸而出的“100”分下面，是她一笔一划、像是憋着一股劲写下的评语：“字是从心里淌出来的血。继续写，别停。”我盯着那行字，盯了很久很久，久到眼睛发酸发胀。那是我人生十几年来，第一次真切地意识到：我心里那些淤积的、沉重的、说不出口、也没人愿意听的委屈与苦楚，竟然被一个人看见了。而且她清清楚楚地告诉我，那不是丢人，不是矫情，是从心里流出来的血，是值得一直写下去的东西。还有一次，作文题目是《一件难忘的事》。我写了用铁丝补裤子的往事。写锈迹斑斑的铁丝硌手的触感，写牙齿咬紧铁丝两端的用力，写裤腰上那个硬邦邦的铁疙瘩，写我穿着这条裤子，如何小心翼翼、不敢跑跳，生怕破绽外露。我通篇没写一个“苦”字，只静静写那条破旧的裤子，写那段冰冷的铁丝。徐老师把我叫到办公室，不是训斥，是满眼的欣喜与认可。她指着我的作文本，眼睛亮得惊人，对着旁边办公的老师脱口而出：“你看这个学生写的！这才叫写实！这才叫文字的力量！”紧接着她转向我，语气急促又激动，带着恨铁不成钢的期许：“你就这么写！写你看到的、感受到的，别学那些假大空的套话！你心里有东西，一定要把它掏出来，别憋着！”
那一刻，办公室窗外的白杨树叶子沙沙作响，阳光透过枝叶落在她微微发红的脸上，柔和了她平日里严厉的眉眼。我攥着那本卷了边的作文本，心里涨满一种陌生又滚烫的情绪，那是我从未体会过的、战战兢兢的骄傲。在满是泥泞、冰冷刺骨的童年里，我终于被一束光，认认真真地认了出来。她的欣赏，滚烫又不加掩饰。那一年，我的作文本上，布满了她力透纸背的红色批注和一个个鲜红的满分。那些红色，像雪地里滴落的血，触目惊心，却又一点点融化我心里冻僵的角落，生出一丝可耻又贪恋的暖意。她让我坚信，我这些从匮乏和苦难里长出来的、粗粝又真实的感知，是有用的，是值得被看见的。尽管这束光很短暂，尽管她向来脾气火爆、要求极高，可它确确实实照亮过我灰暗的少年时光。也正是因为拥有过这样耀眼的光，后来骤然坠入黑暗时，才显得更加彻骨寒凉。初二开学，光灭了。徐老师回老家结婚，再也不会回来教我们了。我心里那点被她点燃的、微弱又滚烫的火苗，还没来得及烧得旺一点，就被硬生生掐灭，只余下一缕冰冷的青烟，散在空气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