脚背上还残留着太阳偏西时的暖意，像一层轻柔的薄绒。我坐在竹椅上，手里那本样刊已经合好，搁在小木桌一角。风又吹过来，把桌上的纸片掀了边，我伸手压住，是张没写完的提纲草稿。
这院子还是老样子，墙根摆着几盆绿萝，叶子厚实油亮，是我去年春天栽的。门边矮凳空着，影子斜拉到门槛上。远处有谁家孩子在跳皮筋，数着拍子，声音清脆，断断续续地飘进来。
我没动，只望着天。云走得慢，像被什么拽着似的。脑子里闪过几个画面——车间黑板报第一版排得密不透风，我拿粉笔擦出留白；蜡纸刻破手指，血点落在“晚风”两个字旁边；还有省城茶会上那个作家丙，脸色铁青地抽回自己的稿纸。这些事都过去了，不再硌心，也不再烧血，只是平平静静浮上来，又落下去。
我站起身，裤脚蹭了点灰也懒得拍。推门进屋，屋里干净整齐，书桌靠窗，桌面一目了然：左边三叠读者来信，右边两本剪报册，中间摊开的是刚收到的《文化兴省》简报，我写的专栏登在第三页，标题加了黑框强调。
墙上挂着一张省报剪报，配图是我在领奖台接过证书的照片。那天我说：“我只是把普通人想说的话，用他们愿意看的方式写了出来。”话不响亮，也没煽情，可底下坐着的人一个个坐直了身子。现在回头看，那不是谦虚，是实话。
我拉开抽屉，取出新稿纸，铺在桌上。笔是旧的，钢尖磨圆了些，但顺手。拧开墨水瓶，蘸了一下，写下标题：下一站，不止于此。
写完这句，停了几秒。远处有谁家传来一声自行车铃铛响，清脆，利索得很。我想起林晓雅前两天寄来的信，说她在省时装展外围论坛讲完“女工穿搭自救指南”，台下有人站起来鼓掌，说“原来我们也能时髦”。她写道：“你让我敢开口说了。”
我也让别人敢开口了？
这念头没来由地撞上来，我不由得笑了笑，继续往下写。
正写着，院外脚步声轻稳，一步接一步，不急不缓。我听见门轴转了一道缝，没响第二声。
抬头望去，陆承洲站在院门口，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肩线挺直，手里拎着个牛皮纸袋。他没敲门，也没喊我，就那么站着，像是知道我能看见他。
我停下笔，看了他一眼。他目光温和，朝我点了下头，抬脚进来两步，在门边矮凳上放下袋子。里面是一瓶蓝黑墨水，还有一扎八开稿纸——我惯用的那种，厚实，不起毛边。
他放下东西，没说话，也没走近。风吹起我额前一缕碎发，扫过眼角，我抬手别到耳后，冲他微扬嘴角。他也笑了，浅浅的，眼睛里有光。
然后他转身走了。背影笔直，走路带风却不吵人。巷口传来一声小孩叫“陆叔叔”，他应了句什么，声音低，听不清。脚步渐远，消失在暮色里。
我知道他不会问“写完了吗”“累不累”“吃饭没”。他从来不多问。他来，是因为他知道我缺墨水；他走，是因为他知道我在写。这些年都是这样，他在我看得见的地方，不多一句话，不少一件事。
我低头继续写，笔尖划过纸面，沙沙作响。
天黑下来，屋里没立刻开灯。等最后一丝天光褪尽，我才起身拧亮台灯。灯罩是旧的，米白色，光线柔和，照得桌面清清楚楚。我把白天写的稿子重新看了一遍，删掉两句赘言，补了个结尾。
这时，我抽出最下面那封读者来信。信封上字迹歪斜，邮戳是临江县下属一个镇的名字。拆开，一页纸，几行字：
“苏老师：
我是纺织厂细纱班的，看了你写的《三班倒的女人》，夜里哭了。
我一直觉得，女人活着就是受苦，轮不到说话。可你写了，还登在报纸上。
我现在也开始记日记了，虽然写得不好，但我敢写了。
谢谢你，让我觉得，我也能发出一点声音。”
信纸有些潮，像是被手心焐过很久。我没立刻动，只是捏着它，指尖慢慢摩挲着边缘。过了好一会儿，才把它轻轻放在桌角，和别的信摆成一摞。
我不是车间里那个被叫“小梅”的姑娘了。
我不是谁家要嫁出去换彩礼的女儿了。
我不是躲在角落刻蜡纸生怕被人发现的“搞歪门邪道”的人了。
我是苏晚。
我会写字。
我写的东西，有人愿意看，有人因此改变想法，甚至开始写。
这就够了。
但我还想写更多。
想去更远的地方，写更多没被听见的声音。
想让更多像我这样的女人知道，你不一定要赢谁，只要不停下，就能走出自己的路。
我站起身，把今天写的稿子夹进文件夹，放在书桌最上层。明天要交给刘娟寄去省报副刊，她最近催得紧，说读者天天问“苏晚的新文章什么时候登”。
走到床边，脱掉外套搭在椅背，躺下时枕头还松软。窗外月光爬上窗棂，照在地板上，一块银白。
闭眼前，我最后想了一句：
下一站，不止于此。
眼皮沉下来，呼吸平稳。
屋外，夜风穿过巷子，轻轻摇动晾衣绳上的床单，像一面未展开的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