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晒得巷口发白，我从市邮局出来，手里夹着刚取的样刊，纸张还带着油墨味。风一吹，封面上“晚风”两个字清晰可见。这刊物如今在全省都能见到，连街角修车的老头都认得这名字。
走到小巷拐弯处，脚步慢了半拍。
张秀才拄着一根旧竹拐站在那儿，衣服洗得发毛，肩背佝偻。他身后半步，李红梅低着头，脸色灰黄，手攥着布包带子，指节泛白。两人像是约好了一般，堵在这条我常走的回家路上。
我没停，也没加快，照常往前走。他们不闪，我就在离他们一步远的地方站定。
“你如今风光了。”张秀才开口，声音干涩，像砂纸磨过木头，“也该记得厂里老人。”
他眼神飘忽，不敢看我。李红梅依旧低头，可我能感觉到她在偷瞄我的反应。
我说：“你们若安分守己，日子也不会走到今天。”
话出口，没等他们接，我抬脚继续走。巷子不宽，擦肩而过时，竹拐微微晃了下，没拦，也没动。
我听见身后有动静，像是李红梅低声说了句什么，张秀才咳了一声，没追上来。
巷子里有几个买菜回来的邻居迎面走来，见是我，点头打了招呼。有人瞥了眼那两人，脚步都没顿，照样聊着孩子上学的事走了过去。没人围，没人问，更没人站队。
八年前我在车间改黑板报排版，张秀才说我“不懂规矩”；李红梅克扣我工位补贴，说“新来的就得靠边站”。那时候她们背后有一群附和的人，风一吹就起浪。
现在，浪没了。
我走出巷子，日头正斜，照在脸上不烫，只暖。远处有小孩追跑喊叫，谁家窗户支起来晾着衣裳，风把一条蓝底白花的床单吹得鼓起来，像帆。
回到小院，门没锁，推一下就开。院子里那张竹椅还在老位置，我坐下，把样刊摊在膝上。
封面是我自己定的版式：标题居中，副题缩进两格，配图是女工下班推车出厂门的剪影。干净，利落，一眼能看明白说的是什么。不像早年厂里那些宣传栏，字挤字，图糊图，看得人脑仁疼。
指尖划过标题，想起第一次偷偷印小报时，手抖得差点把蜡纸戳破。那时候怕的不是印不好，是被人发现后一口咬定我“搞歪门邪道”。
现在没人敢这么说了。
风一吹，页角翻起来，我伸手按住。抬头看天，云走得慢，天色清透。脑子里忽然闪过张秀才篡我稿子那次，他把“工人需要休息”改成“工人感恩加班”，还拿去领导面前表功。后来呢？后来他的名字再没出现在任何正式材料上。
李红梅也好，仗着副主任身份压人，最后连岗位都保不住。听说她男人嫌她没收入，天天吵架。这些事我没刻意打听，是零零碎碎听来的，像雨后屋檐滴水，一滴一滴落进耳朵里。
我不恨他们。恨太累，也不划算。
我只是往前走，他们没跟上，摔了跤，爬不起来，那是他们的事。
手边茶杯还温着，喝了口，茶叶沉在底下。院子里静，只有墙外传来一声自行车铃铛响，清脆，利索。
我合上刊物，放在椅子边的小木桌上。桌上有我随手记的几行字：下期专题方向、供稿截止时间、一个读者来信地址。笔没盖帽，横着搁，随时能写。
太阳偏西一点，照在脚背上，暖烘烘的。
原来走到这儿，并不需要踩谁上位，也不用回头看谁倒下。
只要一直走，就够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