邮差的自行车铃铛在巷口响了一声，短促清脆，像上回那封挂号信来时一样。我正把《留痕》的目录誊抄到新稿纸上，听见动静没抬头，笔尖稳稳划过纸面，最后一行字落定，才起身去开门。
门外没人。牛皮纸信封贴着门板立着，上面压了张便条：“苏晚同志，周师傅说你等这消息，让我顺路捎来，别耽误。”
我捡起信，拆开，是周炳坤的字，潦草但清楚：**“寅那边已约好，明早九点印刷厂办公室见，人到了直接报我名。”**
我把信折好塞进帆布包，转身拎起桌上捆扎整齐的稿件——三十七篇，按A、B、C辑分好，每辑首页贴了不同颜色的标签纸，蓝、黄、绿，一目了然。又翻出备用的一份，用油纸包好，两份都装进包里。
天刚亮，我搭早班长途车往省城走。车颠得厉害，我靠着窗，手一直按着包，脑子里过的是待会儿要说的话：不谈情怀，不讲意义，只说三点——交稿周期、纸张标准、装订方式。能答的答，不能答的记下，回头再议。
九点差五分，我推开省级印刷厂办公室的门。屋里有股油墨混着铁锈的味儿，墙上挂着几幅宣传画，排版土得我眼皮直跳，但忍住了没动。
周炳坤已经到了，穿件洗得发白的工装外套，坐在靠门的椅子上，脚边放着个旧皮箱。他看见我，点点头，没说话，朝里间扬了扬下巴。
一个中年男人从办公桌后站起来，国字脸，袖口卷着，手上沾着点墨迹。他伸出手：“苏晚？周炳坤提过你，我是寅。”
我握手，力道适中。“寅厂长，打扰了。”
“不打扰。”他指了指桌上的两份稿件，“周师傅昨晚就把副本送来了，我看了目录，也翻了前两篇。不是那种空话连篇的‘女工赞歌’，挺实。”
我点头：“我要的也是实——纸要厚一点的胶版纸，封面压黑底，字用一号宋体，不加花边，不配插图。内页双面印刷，骑马钉不行，要锁线胶订，经得起翻。”
寅挑眉：“锁线？这成本可比普通装高不少。”
“值这个价。”我说，“读者要是翻两回就散了页，下次不会再买。”
周炳坤这时开口：“她这批书，后面还跟着杂志连载和文化馆订货，量不会小。我跟老李打过招呼，运输走轻工专线，不卡车，不压货。寅哥你这边只要产得出，运的事我兜住。”
寅笑了：“你一出面，我就知道这事靠谱。行，生产线我调个组专门接这单，优先排期。校对稿来回怎么传？”
“我这边每周一寄出定稿，附修改说明。”我说，“紧急调整走电报，费用我付。反馈样书，你们每批次留三本存档，寄一本给我，另一本给出版社备案。”
寅点头：“清楚。我们厂里有电传机，重大修改可以拍过来，比信快。”
“那最好。”我从包里取出两份文件，一份是供稿时间表，一份是格式规范，“这是具体要求，您看看有没有难处。”
寅接过，一页页看，周炳坤也凑过去扫了几眼。半晌，他抬眼：“标准严，但不离谱。行，照这个来。”
第一关过了。
三天后，我收到周炳坤捎来的消息：首批试印样本已完成，让我去验货。
我赶到印刷厂时，寅正站在车间门口等。他递来一本样书，黑色封皮，烫银书名，《留痕》两个字压得沉实，没浮光，不刺眼。
我翻开，纸页厚实，字迹清晰，页码对齐，折痕平顺。翻到《车间灯下》那篇，第三段有个句号偏移，我指尖点了点：“这儿墨点重了，像糊了。”
寅立刻叫来质检员：“重调这版，今天下午再出一本。”
我合上书：“其他没问题。”
“你眼光够细。”寅说，“这种活，以前都是出版社盯着，你们个体作者哪有这么较真的？”
“我写的字，得配得上读它的人。”我说。
周炳坤在旁边笑了一声：“她要是觉得哪块不对，能盯到你重新铸字。”
寅也笑了：“那我得庆幸她不是来管厂的。”
当天傍晚，我带着新样书坐车回小城。包里那本《留痕》被我放在最上层，手时不时摸一下，硬壳封面硌着指尖，真实得不像梦。
车过铁路桥时晃了一下，我扶住前座，听见自己说：“周师傅，下次寅厂长要是嫌贵，你就告诉他，第二批加印五百本，月底前付定金。”
周炳坤叼着烟，没回头：“行，我记着。”
我没再说话，望着窗外飞驰的电线杆，一根接一根，像被推倒的字格，朝着远处奔去。
夜深时，我回到工作室，把样书放在书桌正中，打开台灯，又看了一遍封面。
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桌角一张纸，我伸手按住，是林晓雅前些天帮我整理的读者来信清单。我把它挪开，拿出新稿纸，写下一行字：
“远程供稿流程确认：邮寄+专人传递双轨并行，首印通过，生产端落地。”
写完，合上本子。
门外，巷子里传来收摊的吆喝声，一辆三轮车碾过石板路，吱呀远去。
我关灯，没立刻走。黑暗里坐着，听见自己的呼吸声，平稳，有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