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春的风还带着点硬劲儿，吹在脸上不疼，但能感觉到。我站在梧桐书屋二楼雅间的木门前，抬手推了下门框，屋里已经坐了七八个人，茶香混着旧书味飘出来。我进门时脚步没停，径直走到靠窗那个老位置坐下——昨天刚来过，今天再来，没人拦我。
屋里的谈话声顿了一下，又继续起来。有人看了我一眼，眼神里不再是前两天那种“你怎么在这儿”的打量，而是带了点熟络的点头。我坐得笔直，工装裤线压得清楚，胶鞋底蹭了蹭地，把门口带进来的灰擦掉。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桌上那盘桂花糕上，糖霜闪了下光。
我没动点心，从帆布包里掏出本子翻开，记下墙上挂的一幅字：“静水流深”。字是好字，可排得太挤，行距像被踩扁的饭盒，看着就堵得慌。我拿铅笔在旁边画了个重排示意图，刚划完两行，门又被推开。
陆承洲走进来的时候，屋里安静了半拍。
他没穿制服，浅灰色毛衣配深色长裤，肩上背个旧帆布包，走路声音轻，但姿态稳。他目光扫了一圈，很快落在我身上，嘴角微扬，走过来坐在右侧空位上。我没抬头，听见他放包的声音，然后是他轻轻说了一句：“路上人多，慢了十分钟。”
我没接话，低头翻本子，耳根有点热。
对面坐着个戴金丝边眼镜的男人，三十出头，手里端着青瓷杯，正和旁边人低声说话。他忽然停住，侧头对身旁那位穿藏蓝旗袍的女人说了句什么，声音压得低，但我听得清：“那人是市宣传部的，姓陆，退伍回来的，做事稳当。”女人挑眉，视线往这边溜了一眼，两人交换了个眼神。
这话说完不到一分钟，另一桌也有人开始小声议论。不是冲我，是冲他。
“这种民间聚会他也来？”
“听说他平时只参加官方活动。”
“可别是来查什么的吧？”
话音未落，服务员端着新茶进来，脚步急了些，差点撞到桌角。我杯里的水只剩三分之一，陆承洲伸手接过茶壶，不动声色替我把杯子续满。动作自然得像在家一样。接着点心盘转过来，他顺手把那碟桂花糕往我这边挪了寸许，正好摆在阳光最亮的位置。
我侧头看他一眼。
他正低头喝茶，眉眼平静，像刚才什么都没做。可我知道，他是故意的——他知道我喜欢甜食，也知道我不爱在人前抢东西吃。这一挪，既不张扬，又刚好够我伸手。
我低头抿了一口茶，热水滑下去，心里也跟着软了一块。
斜对面那位金丝眼镜男人忽然笑了下，端起茶杯朝我这边举了举：“苏老师，这位是……？”语气客气，带着试探。
我还没开口，陆承洲已放下杯子，语气温和：“我是陪她来的，怕她路不熟。”
一句话说完，屋里又是一静。
随即，几道目光来回扫视我们俩。有人笑出了声，还有人低头跟同伴咬耳朵。话题明显变了——不再是“苏晚凭什么被请来”，而是“他们到底是什么关系”。
有人小声嘀咕：“难怪最近这么多活动都见着他，原来是为了她。”
“可不是嘛，以前他连文化馆的会都不一定去。”
“这趟可是亲自送上门来了。”
我听着，手指无意识捏紧了本子边角。脸上发烫，但没低头，也没解释。这种时候越解释越像心虚。
陆承洲也没再说话，只是重新捧起茶杯，坐姿端正，像在听一场寻常讨论。但他左手始终放在桌沿内侧，离我的帆布包很近，像是随时准备帮我拿东西、挡干扰。
茶会继续进行。有人谈起最近省报登的一篇工人访谈，说是写得真，但也有人说太尖锐。我正想插话，旁边一位女诗人突然问：“苏同志，你觉得工人写作该不该有立场？”
我刚要答，陆承洲却微微侧身，挡开了一缕从窗户斜射进来的强光——那光照得我眼睛一眯，他动作快，手臂一抬就替我遮住了。等光影移开，他才收回手，仿佛只是调整坐姿。
我没看他，但心跳快了半拍。
这次没人再问我和他的事。可我能感觉得到，气氛不一样了。从前我是“那个从纺织厂来的女工”，现在我是“他陪着来的苏晚”。身份没变，却被加上了一层看不见的保护层。
有人开始主动跟我聊稿子，语气比之前热络。一个年轻编辑甚至拿出自己写的随笔草稿，请我提意见。我接过来看了两眼，指出三处逻辑断点，他连连点头，说回去就改。
陆承洲在一旁静静听着，偶尔喝口茶，始终没打断我。但每当有人说话声音大了或靠得太近，他总会轻微动一下身体，像是无意间隔开距离。
天色渐渐暗下来，街灯陆续亮起，透过玻璃映进屋里。窗外人流穿梭，车铃叮当响。屋内灯光柔和，茶香未散，话题也从文学慢慢转到了生活。
“你们说，”那位女诗人忽然笑了笑，“要是有个男的每次都这样陪着一个女作家出席活动，是不是说明——他挺在意她的？”
屋里顿时安静了一瞬。
我握着茶杯的手一顿，指尖碰到温热的瓷面。没人看我，可我能感觉到所有人的注意力都悄悄聚了过来。
陆承洲放下杯子，抬眼看向提问的人，语气依旧平和：“不是‘有个男的’。”他说，“是我。”
他顿了顿，补充了一句：“而且我不是‘陪’，是‘一起’。”
这句话落下，屋里没人接话。
但我听见自己心跳声，像车间里那台老式打卡机敲下去的声音，笃、笃、笃，一下比一下重。
我低头看着茶面，倒影像在晃。阳光早没了，可那碟桂花糕还在，糖霜泛着灯下的微光，像撒了层细雪。
陆承洲没再说话，重新坐正，手搭在膝上，像什么都没发生过。可我知道，有些东西已经不一样了。
窗外城市灯火通明，梧桐书屋二楼的玻璃映出模糊人影。两个并排坐着的轮廓，肩与肩之间没有触碰，却像被同一根线牵着。
楼下传来自行车铃声，有人喊朋友的名字。楼上茶会还在继续，话题转向下一本书。我翻开本子，写下一行字：“今日到场者七男五女，三人可发展为投稿合作，一人有资源对接潜力。”
写完合上本子，指尖碰到包里那支钢笔——是他前几天塞进我抽屉的那支，没说过为什么，也没让我还。
我把它按了回去，没拿出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