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晚的开场曲从电视机里涌出来，热闹得像一锅煮沸了的粥——唱的什么没人听清，但红红绿绿的画面把客厅照得忽明忽暗，像有人在屋里放了一盏走马灯。阿哲坐在沙发上，手里捏着遥控器，拇指搭在音量键上，没按下去。声音太大了，大到能盖住他爸的咳嗽声，能盖住他妈在厨房里洗碗的水声，能盖住窗外噼里啪啦的鞭炮。他把音量调低了两格，调到刚好能听到，刚好听不清，刚好够他不用去想那些不该想的事。
“阿哲，把饺子端过去。”他妈从厨房探出头，围裙上沾着面粉，手上湿漉漉的，刚洗完碗，还没来得及擦。她今天穿了件新毛衣，枣红色的，领口别着一枚胸针，银色的，一朵小花，她平时舍不得戴——今天是除夕，她要把最好的自己穿出来，虽然最好的自己也不过是这件打折时买的毛衣和那枚褪了色的胸针。
阿哲站起来，走进厨房，灶台上摆着三盘饺子，一盘是他爸爱吃的猪肉白菜，一盘是他妈爱吃的韭菜鸡蛋，一盘是他自己包的——皮厚了，馅少了，煮的时候破了好几个，馅漏出来，汤是浑的，白花花的，像洗米水。他把三盘饺子端到桌上，摆好筷子，摆好醋碟，倒上醋。醋是山西老陈醋，他妈从超市买的，买一送一，两瓶十块钱。他倒的时候手没抖，醋从瓶口流出来，稳稳当当的，像他修车时拧螺丝的手——但他的手不是用来倒醋的，是用来搬轮胎、拧扳手、握笔写受力分析图、在深夜把铁盒从枕头底下摸出来、摸到那些小乌龟、摸到她写的“下辈子我等你来画”。
他爸从房间里拄着拐杖走出来，右腿还是不太利索，但比去年好了，能自己走了，不用人扶。他走到桌前，坐下来，看了一眼那盘猪肉白菜饺子，没说话，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了。然后他说了一句让阿哲鼻子发酸的话——“你妈包的饺子越来越好吃了。”他妈在厨房里听到了，没出来，但她擦碗的手停了一下，停了两秒钟，又继续擦了。
三个人坐在桌前，电视里的春晚还在播，相声演员在台上说，底下的观众在笑，笑声很大，大到从音箱里炸出来，炸得桌上的醋碟都在颤。阿哲夹了一个自己包的饺子，咬了一口，皮是生的，没熟透，他把筷子放下，没再吃。他妈看到了，夹了一个，咬了一口，嚼了两下，咽了，说“还行，就是皮厚了点”。她没说“你没煮熟”，她只说“皮厚了点”。她总是这样，把批评咽回去，咽到胃里，胃疼了也不说。
他爸吃完了，把碗往前一推，拿起拐杖，站起来，说“我睡了”。他走得很慢，慢到像是在数，数他还要走多少步才能到房间，数他还要多久才能扔掉拐杖，数他还要让这个家为他花多少钱。阿哲看着他爸的背影，想起他爸从脚手架上摔下来的那天，想起他妈蹲在走廊上哭不出声的样子，想起自己在修车店搬轮胎搬到手指伸不直的样子，想起晚星说“我等你”时嘴角翘起来的样子。他把那些画面从脑子里赶出去，赶出去又回来，回来了又赶，赶了三次，第四次的时候他不赶了，让它待着。
他妈也去睡了。客厅里只剩他一个人，电视还开着，春晚还在播，但声音被他关掉了，画面里的演员嘴巴一张一合的，像在说什么，但听不到，像他手机里存着的那条晚星的短信——“我到学校了。”字还在，声音没了。
他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林涛的名字，按了拨出。
嘟——嘟——嘟——三声，每一声都像踩在棉花上，软绵绵的，没有力气。第四声的时候，电话接通了，林涛的声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带着回音，像在一个空房间里说话，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过来的，飘飘忽忽的，不落地——“喂？”
“新年快乐。”阿哲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他自己都疼了。
“新年快乐。”林涛说，他的声音里也有回音，但不是空房间的回音，是鞭炮声的回音，噼里啪啦的，炸得他说话断断续续的，“你那边怎么那么安静？”
阿哲没回答。他不能说“我把声音关了”，因为他怕林涛问他“为什么关”，他说不出理由。不是因为吵，是因为太吵了，吵到他听不到自己的心跳，吵到他忘了自己还活着，吵到他觉得这个世界不需要他了——但他不能这么说，说了林涛会担心，担心了他就会说“来我家吧”，他不能去，去了会更难过。
“习惯了。”阿哲说。两个字，像两块石头，扔进水里，咚的一声，沉到底了，再也不浮上来了。
林涛没再问。他听到阿哲那边的安静，安静到能听到他的呼吸，一下一下的，像在数——数她走了多少天，数他还要等多少年。他张了张嘴，想说“来我家吧”，但话到嘴边咽回去了——不是不想说，是他知道阿哲不会来。阿哲不会来，不是因为远，是因为来了之后看到一桌子人、一桌子菜、一桌子笑声，他会更难过。他会坐在那里，端着碗，夹着菜，笑着说“阿姨手艺真好”，然后回到家，蹲在台阶上，把脸埋在膝盖里，没有声音，但肩膀在抖。
“我挂了。”阿哲说。
“嗯。”林涛说。
电话断了。忙音从听筒里传出来，嘟——嘟——嘟——，像心跳，但不是他的心跳，是电话那头空房间的心跳，是没有人说话了的沉默。阿哲把手机放在茶几上，站起来，走到窗边，推开窗户。冷风灌进来，凉飕飕的，吹得他头发乱了，他没理。窗外有烟花，一朵一朵炸开，金色的、红色的、绿色的、紫色的，像他跨年那天在广场上看到的那些烟花。那天晚星在他旁边，手插在他口袋里，手指凉凉的，像薄荷糖。他把她的手握在手心里，握着握着就热了，热了就不想松了，但后来还是松了，不是不想握，是她不在了。
他把窗户关上，走回沙发，坐下来，把电视关了。屏幕黑了，客厅暗了，只剩窗外烟花的光一闪一闪的，照在天花板上，像一盏坏了的灯，忽明忽暗。他走进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没开灯，躺在床上，盯着天花板。天花板是白的，白得刺眼，亮得像手术室里的无影灯，亮得像他第一次在医院看到晚星时走廊上的灯管。
他从枕头底下摸出那个铁盒，打开，把那封信拿出来，又看了一遍。她写的——“阿哲，你不要怪我。我只是太累了。”他把信贴在胸口，胸口湿了一块，不是眼泪，是汗。他把铁盒抱在怀里，抱了一夜，抱到窗外的烟花停了，抱到鞭炮声散了，抱到天亮了。
手机震了一下。他拿起来，屏幕亮了，林涛发来一条微信，四个字——“新年快乐。”他盯着这四个字看了很久，想起林涛电话里那句“你那边怎么那么安静”，想起自己说“习惯了”时喉咙发紧的感觉，想起林涛沉默的那几秒钟里，他听到电话那头有人在笑、有人在喊、有人在碰杯——那些声音不属于他，但他知道，林涛想把它们分给他一半。
他打了两个字：“快乐。”发了出去。
然后他翻了个身，把被子拉到下巴，闭上眼睛。铁盒还在怀里，信还在胸口，她还在——不在身边，但在心里。窗外的天从墨黑变成灰蓝，从灰蓝变成鱼肚白，新的一天来了，新的一年来了。他不知道这一年会发生什么，但他知道，他还要搬轮胎、还要修车、还要攒钱、还要还债、还要等。
他睁开眼睛，窗外的太阳升起来了，橘红色的，照在窗户上，像一颗糖。他想起她写的“月亮像一颗糖”，月亮是甜的，太阳也是甜的，甜的，不是比喻，是真的甜，甜到他嘴角翘了一下——翘得很低，低到几乎看不出来，但他翘了。
他起床，穿上工装，推开门，走出去。他妈已经起来了，在厨房里煮饺子，锅里的水咕嘟咕嘟冒泡，热气从锅盖缝里钻出来，白蒙蒙的，糊住了她的脸。她听到脚步声，没回头，说“饺子马上好，你爸还没起，你先吃”。他走进厨房，站在她身后，没说话。她也没说话，两个人就那么站着，一个在煮饺子，一个在看。锅里的饺子在沸水里翻滚，白白的，胖胖的，像一只只小船，船里装着她没说完的话。
“妈。”阿哲叫她。
“嗯。”
“新年快乐。”
他妈的手停了一下，锅铲悬在半空中，饺子从铲子上滑下去，掉回锅里，溅起一小朵水花。她没回头，但她的肩膀动了一下——不是抖，是深吸了一口气，把什么东西咽回去了。
“新年快乐。”她说，声音不大，但每个字都像从嗓子眼里挤出来的，挤得她自己的声音都变了。
阿哲没再说话。他端着碗，坐在饭桌前，夹了一个饺子，咬了一口，肉馅的，热乎乎的，汁水在嘴里炸开，烫得他眯了一下眼。他嚼了两下，咽了，又夹了一个，又咽了。他把一盘饺子吃完了，把碗端到厨房，洗了，放在碗架上。他穿上外套，推开门，走出去。外面的天已经亮了，太阳白花花的，照在地上，像铺了一地的盐。他骑上自行车，往修车店的方向骑，路边的鞭炮屑红红的一片，像血，但不是血，是纸。纸烧完了，灰被风吹散了，人走了，但日子还在，还得过。
他骑到修车店，把卷帘门拉上去，“哗啦”一声，在巷子里来回弹了好几下，像在说“新年快乐”。他走进去，没开灯，坐在台阶上，从口袋里掏出手机，翻到林涛的名字，打了一行字——“刚吃完饺子，我妈包的。”他看了几遍，把“我妈包的”改成了“我自己包的”，又改回了“我妈包的”。他按了发送，手机“嗖”的一声，像风吹过纸页，像她写“我在”时笔尖划过纸面的声音。
他把手机塞进口袋，站起来，拿起扳手，开始干活。外面的太阳越升越高，照在卷帘门上，把“补胎打气”四个字照得发亮。他蹲在车底，拧着螺丝，扳手咯吱咯吱响，像在唱歌——唱的不是《夏声》，是另一首，没有名字，旋律只有一个音，那个音是“等”，一下一下的，敲在他心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