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一。上午九点。
楼道里的“拆”字贴满了。
不是一张，是几十张。从一楼到八楼，每一层楼梯间的墙上、每户人家的门板上、甚至窗户玻璃上，都用红色油漆喷了一个斗大的“拆”字，外面画了一个圆圈，圆圈已经干了，但油漆还在往下淌，顺着墙壁流出一道道暗红色的痕迹，像伤口。
开发商亲自来了。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头发梳得很整齐，脚上是一双黑色的皮鞋，鞋面锃亮，踩在楼梯间的灰上，每一步都留下一串脚印。他身后跟着四个穿工装的男人，两个拎着油漆桶，两个拿着刷子。开发商走在最前面，手里拿着一张纸，是拆迁通知的原件，盖着鲜红的公章，不是打印的黑白的。
他走到一楼，停下，抬头看了看这栋楼。这栋楼他太熟悉了——他亲手盖的，三十年前。那时候他还年轻，工地上搬砖，后来包工，后来开公司，后来成了开发商。这栋楼是他的第一个项目，用的水泥标号不够，钢筋间距也不对，但他不漏水，不裂缝，三十年没倒，已经算他命大。
“贴。”他说。
工人们开始往墙上刷红漆。刷子蘸满了油漆，往墙上一按，一个圆就出来了，再在中间竖一笔横一笔，一个“拆”字就完成了。油漆的味道弥漫在楼道里，刺鼻，浓烈，像什么东西在腐烂。
八楼的窗户突然推开了。
作家探出半个身子，手里端着一个脸盆。脸盆是搪瓷的，白色的底，蓝色的边，盆底印着一朵已经褪色的牡丹花。盆里装满了黑色的墨水，满满的，边沿几乎要溢出来。作家没有说话，也没有喊，只是把脸盆往前一倾。
墨水从八楼倾泻而下，像一道黑色的瀑布。
它落在开发商的肩膀上，落在他的夹克上，落在他那张拆迁通知上，落在他锃亮的皮鞋上。墨水溅开，溅到工人的身上，溅到墙上那个还没干透的“拆”字上，红漆和黑墨混在一起，变成一种说不清道不明的暗紫色。
开发商被泼了一身。他整个人僵在那里，夹克上黑色的墨水流下来，滴在地上，和红色的油漆汇在一起。他抬起头，看到了八楼窗户里探出的那张脸。
“你拆啊！”作家喊，“把我也拆了！”
开发商抬起手臂擦了一下脸，手上全是黑墨水，越擦越花。他盯着八楼的那个窗口，嘴唇动了动，然后吼了出来：“你疯了吗！”
作家没有回答。他把脸盆随手一扔，脸盆从八楼落下来，砸在一楼的台阶上，搪瓷碎了，盆底那朵牡丹花裂成两瓣，弹了两下，滚到了墙角。
楼道里所有门都开了。
老陈第一个站出来。他穿着那件法官袍，但不是开庭时穿的——袍子披在外面，里面是一身深蓝色的中山装，扣子扣得整整齐齐。他站在三楼楼梯口，居高临下，看着开发商。
“根据《物权法》第四十二条，”老陈的声音不大，但每一个字都咬得很清楚，“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依照法律规定的权限和程序可以征收集体所有的土地和组织、个人的房屋。其他非公共利益需要的拆迁，拆迁方必须与被拆迁人达成补偿协议。你拿出公共利益的文件我看看。”
开发商冷笑了一声，把手里那张被墨水糊了大半的拆迁通知揉成一团，扔在地上。
“《物权法》？”他说，“你看看这楼是什么等级。D级危房。鉴定报告盖章了，住建局备案了。我不拆，你敢住？”
老陈没有退让：“鉴定报告是谁出的？你找的人，你出的钱。”
开发商没有接话，转身对工人说：“继续贴。”
工人犹豫了一下，又拿起刷子。老陈从楼梯上走下来，一步一步，法官袍的下摆拖在台阶上，沾了一层灰。他走到开发商面前，两个人面对面站着，隔了三步远。
“你可以贴，”老陈说，“你也可以断水断电。但法律上讲，没有达成补偿协议之前，住户有权拒绝搬迁。你断水断电，我们可以起诉。”
开发商看着老陈，看了几秒，然后笑了一下。
“那你们就住这儿。”他说，“我看你们能撑几天。”
他转身走了。皮鞋踩在楼梯上，踩过那些还没干的红色油漆和黑色墨水，留下一串混着两种颜色的脚印，从一楼到单元门口，然后消失了。
工人跟着他走了。
楼道里安静了。
但安静只持续了几秒。五楼的妻子先开口了，她的声音不大，但很急：“我们得搬。这楼要塌了怎么办？我不能死在这，我女儿还没找到。”
她的丈夫没有说话，只是搂着她的肩膀，手指在微微发抖。
小张靠在七楼的墙上，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的烟，听了这话，把烟从嘴里拿下来，捏了两下，烟丝掉出来，撒了一地。
“我搬不搬都行，”他说，“反正我没家。”
四楼的女人站在楼梯拐角，怀里抱着画家送她的那幅画。她听了小张的话，眼眶红了，但没有哭出来。
“搬了我女儿找不回来咋办？”她说，“他知道这栋楼，他知道我住这。万一他哪天想通了，把孩子送回来，找不到我怎么办？”
老吴站在一楼，小雯站在他身后。小雯穿着一件宽大的卫衣，帽子没戴，头发扎成一个低马尾。她低着头，看着地上那滩混着墨水和油漆的污渍。
老吴说：“我女儿抑郁症刚要好转。换个环境，我怕她受不了。”
小雯没有说话，只是抬头看了老吴一眼，然后又把头低了下去。
所有人都在说话。没有人听。
五楼的丈夫说应该找律师，老陈说他就是律师，五楼的妻子说律师有什么用法院还不是看钱。四楼的女人说能不能找开发商谈，小张说开发商是八楼那作家的爸你找他谈啊。老吴说别吵了别吵了，越吵越大。
声音在楼道里来回撞，喊的叫的，争的辩的，有的声音大，有的声音小，有的在哭，有的在冷笑。窗帘拉上了又拉开，门开了又关上。有人上楼，有人下楼，有人站在楼梯中间不知道该往哪走。
开发商已经走了，但他的影子还留在这里——红色的“拆”字，满墙都是，像烙铁烙上去的伤疤。
“都别吵了！”
声音不是从楼道里传出来的。
是从八楼传来的。作家的声音，从那个敞开的窗户里传下来，不大，但很清晰，像一把刀切开了所有的噪音。
所有人安静了。他们抬起头，看向八楼。作家没有探出身子，只看到窗户里亮着灯，灯光的颜色暖黄，不像楼下那些惨白的声控灯。
“最后一天，”作家的声音从上面传下来，不紧不慢，像是在念一篇文章，“天台，开告别晚会。每人说一个秘密。从我开始。”
他停了一下。
“我小说里写的，全是你们告诉我的。”
楼道里安静得像坟墓。
“你们猜我是怎么知道的？”
没有人回答。没有人能回答。因为所有人都知道，那扇八楼的门，十年没有敞开过。那个躲在窗户后面的男人，十年没有下过楼。他没有跟任何人说过话，没有敲过任何人的门，没有在楼道里碰到过任何人。
但他知道。
他知道老陈出轨，知道小张的父亲自杀，知道五楼把孩子打走，知道四楼被前夫家暴，知道六楼把儿子送出国，知道老吴年轻时候是贼。他知道所有人的秘密，那些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的、烂在肚子里三年的、五年的、十年的秘密。
他知道。
所有人的目光都钉在八楼那扇亮着灯的窗户上。老吴的手攥紧了工具箱的提手，指节发白。小张把烟捏碎了，烟丝从指缝里漏出来。四楼的女人把画框抱得更紧了，画框的边缘硌着她的胸口，她没感觉到疼。五楼的夫妻十指相扣，妻子的指甲掐进丈夫的手背，他没有缩。
老陈站在最前面，仰着头。他的法官袍已经从肩膀上滑下来了，搭在手肘上，他没有扶。
“因为——”
作家的声音从八楼传下来。
灯灭了。
不是八楼的灯，是整栋楼的灯。楼道里所有声控灯同时熄了，不是一盏一盏灭的，是像被人一把掐住了电源总闸，所有的光在同一秒消失了。黑暗像水一样从一楼涌到八楼，填满了每一个楼梯拐角，每一条走廊，每一扇门的门缝。
一片漆黑。
什么都看不见。没有人动，没有人出声。连呼吸声都被压到了最低，像是怕声音会把黑暗撕开一个口子，放出什么不该放出的东西。
黑暗中，老吴的声音响了起来。他的声音粗，哑，带着一种说不清是愤怒还是别的什么情绪。
“明天晚上见！”
他的声音在黑暗的楼道里回荡，没有回声，因为墙壁把声音都吸走了。
没有人回应他。
只听见楼上传来脚步声——很轻，很慢，一步一步，像是有人在黑暗中摸索着往上走。不是下楼，是上楼。从八楼走向天台。
脚步声越来越远，越来越轻，最后消失在楼顶的方向。
灯没有亮。
黑暗中，所有人还站在原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