八楼的楼道比其他楼层更暗。头顶那盏灯不知坏了多久，灯泡的玻璃壳还在，钨丝断成了两截，晃晃悠悠地挂在灯座里。唯一的光源是安全出口的绿灯，照在墙上，把整条楼道染成一种病态的绿色。打字机的声音从801传出来，咔咔咔咔咔咔，没有停过，像是在追赶什么，又像是在逃跑。那个节奏很快，每个字都敲得很重，键帽砸在滚筒上，隔着门板都能感觉到震动。
老吴拎着工具箱爬上八楼。工具箱是最老式的那种铁皮箱子，红漆掉了大半，露出底下的铁锈，提手用绝缘胶布缠了好几圈，还是割手。他走到801门口，敲了三下。门没开，打字机也没停。他又敲了三下，这次用了点力气，铁皮工具箱撞在门板上，哐哐响。
“修锁！你家锁坏了！”
打字机停了。停了大概两秒，然后门从里面打开。作家站在门口，穿着一件灰色的卫衣，领口磨出了毛边，袖口沾着墨水——不是颜料，是墨水，蓝黑色的，在袖口上洇开一小块。他的脸上没有什么表情，眼睛下面有明显的青黑，像是很多年没有睡过一个完整的觉。他看了老吴一眼，没说你好，没问谁叫你来的，只是侧了侧身，让出一条刚好能过一个人的缝。
老吴走进去。
门在身后关上了。锁舌咔嗒一声弹回锁眼，声音很脆，跟老吴手里的铁丝拨弄过的无数锁舌一模一样。
客厅里的灯开着，但光线昏黄，像是一盏用了很久的旧灯泡，亮度只够看清房间的大致轮廓。老吴往前走了一步，然后整个人停住了。
满墙都是纸。不光是墙上，天花板、地板、门板、窗玻璃，凡是能贴东西的地方，全都贴满了。有照片，有手稿，有报纸剪下来的小块，有手绘的图表，有从笔记本上撕下来的纸页，有用圆珠笔写在烟盒背面的字条。每一张纸都用图钉固定，图钉很密，像一个个黑色的眼睛。老吴站在原地转了三百六十度，等他转完一圈，他才意识到自己刚才看到的那些东西是什么——是这栋楼里所有人的时间线。
三楼的。老陈，六十五岁，退休法官。手稿上写着他的日常：每天下午两点开庭，审理儿子弑父案。开庭日期标注得清清楚楚，从退休那天开始，一天不落。旁边贴着一张照片，是老陈年轻时候的，穿着法官袍，站在法院门口，笑得很意气风发。照片下面用红笔写着一行字——“出轨，老伴离家十五年”。
五楼的。那对夫妻，丈夫四十二岁，妻子三十九岁。手稿上画着一张时间表，几点起床，几点吵架，几点摔东西，几点安静，几楼听见，几点报警。旁边贴着女儿的照片，三年前的，十月份，碎花裙子。照片上用黑笔打了个叉，旁边写着一个日期——10月17日，忌日。
七楼的。小张，二十八岁，外卖员。手稿上写着他的送餐路线，每天几点出门，几点回来，偷吃哪一家的哪一道菜。旁边贴着一张照片，是一个穿囚服的男人，脸被划掉了，只剩一个模糊的轮廓。照片下面写着一行字——“父亲，贪污，狱中自杀。”
老吴的目光从一张纸移到另一张纸，越看越快，越看越乱。他看到了自己的照片——老吴锁店，一楼，开锁匠。照片是老吴站在门口解围裙的样子，不知道是什么时候拍的，角度像是从对面楼的窗户偷拍下来的。旁边写着——“年轻时是贼，这栋楼一半住户被他偷过。”还有小雯的照片，老吴的女儿，背着书包进门的样子。下面写着——“抑郁症，2023年确诊。”
老吴的手开始抖。
他转过头，作家已经坐回了那台打字机前。打字机是老式的机械打字机，黑色的铸铁机身，镀铬的键帽已经磨得发白，色带干得几乎看不出颜色。作家的手指放在键帽上，没有敲。他抬头看了老吴一眼，眼神很平，像是在看一堵墙。
“写小说，《一栋楼》。”作家说，“让这栋楼替我活着。”
老吴没有回答。他站在那里，盯着满墙的照片和自己的脸，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过了几秒，他吸了吸鼻子，眉头皱了一下。
“你这屋啥味？”他问。
作家没有立刻回答。他低头看了看打字机的色带，用手拨了一下，色带转了一小截，上面模模糊糊印着几个字母，看不清写的是什么。
“墙里死了老鼠。”他说，“好几年了，除不掉。”
老吴看了他一眼，又问：“你住这多久了？”
“十年。”
“十年没换过房子？”
“没换过。”作家说，顿了顿，“也没出过门。”
老吴蹲下去，打开工具箱，开始修锁。他拆下锁芯，发现锁芯里的弹簧断了，弹子卡住了。他换了一个新弹簧，又用锉刀修了修弹子的边缘，动作很熟练，但手指还是有点抖。他一边修一边打量着房间里的一角。墙角堆着几摞书，全是文学类的，很多书脊已经开裂，用透明胶带粘着。书堆旁边是一个搪瓷脸盆，盆里泡着几件衣服，水是灰色的，衣服看不出原来的颜色。床上的被子没叠，团成一团，枕头上有一个深深的压痕。
老吴把新锁芯装进去，试了试，钥匙转动顺滑，弹子弹出的声音清脆。他正要合上工具箱，目光落在了墙上贴着的一张照片上。那张照片比别的都大，单独贴在门背后，位置很隐蔽，如果不是刚才开门时被门板挡着，老吴不会注意到。照片上是一个穿西装的中年男人，头发梳得很整齐，站在一栋大楼前面，两手交叉在胸前，笑得很得体。照片上用马克笔写着两个字——“爸”。
老吴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几秒，然后转头看向作家。
“开发商是你爸？”他问。
作家停下了打字。他的手从键帽上抬起来，悬在半空中，停了很久，然后慢慢放下来，放在膝盖上。
“对。”
“他逼我搬家，”作家说，“我不搬，他就拆楼。”
老吴站起来，把手里的螺丝刀放回工具箱，扣上锁。他看着作家，作家的脸上还是那种没有表情的表情，像是一张戴了很久的面具已经长在了脸上。老吴往前走了两步，走到那面贴满时间线的墙前面，指着其中一张纸——那是五楼夫妻吵架的时间表，精确到了分钟。
“你怎么知道五楼夫妻几点吵架？”老吴问。
作家指了指天花板。
“听啊，这楼隔音跟纸糊的。”他说，“而且我失眠，每天晚上都在听。五楼两点十五分开始吵，两点四十七分摔第一样东西，三点零二分邻居报警，警察三点十二分到。每一天都一样，像定了闹钟。”
老吴没说话。
作家从桌上拿起一张纸。那张纸不是手稿，是打印出来的，A4纸，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最上面一行用二号加粗黑体写着——“房屋拆迁通知”。下面是一段标准的公文，写着拆迁范围、补偿标准、签约期限。最后一行是开发商的全名和公章，公章是复印的，黑白的，但上面的字很清楚。
作家把那张纸递给老吴。
“拆迁通知下周一下发。”
老吴接过那张纸，手抖了一下。他把纸凑近了些，借着昏黄的灯光看清楚每一个字。通知上说，这栋楼建于上世纪九十年代，经鉴定为D级危房，需要立即拆除。住户需在收到通知后七天内搬离，逾期不搬的，将依法强制执行。
“你爸要拆自己儿子的家？”老吴的声音发紧。
作家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很轻，轻得像是没有发生过，只是嘴角动了一下，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他拆的是证据。”作家说。
老吴拿着那张纸，站在八楼的房间里，外面还是打字机的咔咔声，但打字机没有动，是隔壁房间还是什么地方传来的回声。他看了作家一眼，作家已经转过去了，背对着他，手指重新放在了键帽上，但没有敲下去。老吴把那张纸折了两折，塞进外套的内兜里，拉好拉链，拎起工具箱，走出了801的门。
门在他身后关上了。锁舌咔嗒一声弹回锁眼。
老吴站在八楼的楼道里，安全出口的绿灯照着他半张脸。他从内兜里掏出那张纸，又看了一遍，然后把它攥在手心里，攥成了一个纸团。他松开手，又把纸团展开，抹平了上面的褶皱。
他往楼下走。
不是走，是跑。
八楼到七楼，七楼到六楼，六楼到五楼。他跑过的每一层楼道，声控灯都亮了，又灭了，又亮了，像一列火车经过时闪烁的路灯。他的脚步声在空旷的楼梯间里砸出一连串的回响，咚咚咚咚咚，铁皮工具箱在手里哐啷哐啷地响，像一辆快要散架的破车。
他跑到五楼，停下来，敲了第一扇门。
“要拆迁了！”他喊，“下周一下午三点！”
门开了，五楼的丈夫站在门口，穿着一件旧T恤，眼睛下面的青黑很深。他看了老吴一眼，嘴唇动了动，没说出话。老吴把那张展开的纸递给他看，丈夫的目光落在纸上，从第一个字看到最后一个字，又从最后一个字看到第一个字。
他的手指开始发抖。
老吴没有等他消化完这个消息，转身跑向四楼。他敲四楼的门，那个独居女人开的门，手里还攥着画家送她的那幅画。老吴把纸递过去，女人看了一眼，眼眶就红了。
“七天？”她问。
老吴没有回答，已经跑向三楼了。
三楼的门没有关严，老吴推门进去的时候，老陈还穿着法官袍，手里拿着法槌，正对着那张空椅子念起诉书。他看到老吴冲进来，法槌悬在半空中没敲下去。
老吴把纸放在他的折叠桌上。
老陈低下头，看了几秒。他没有说话，只是把法官袍脱了，叠好，放在椅子旁边，然后把法槌也放在上面。
“知道了。”他说。
老吴跑向二楼。二楼的门关着，门缝里透出红光。他敲了三下，没人应。他试了试门把手，锁了。他的工具箱里有铁丝，捅开这扇锁只需要三秒，但他没有拿。他把那张纸从门缝底下塞了进去。纸从门缝里滑进去，消失在那道红光里。里面没有声音，没有人捡，纸就躺在门里面的地上。
老吴跑下一楼。
站在楼道口，他深吸了一口气，然后对着整栋楼喊了一声。
“要拆迁了——！”
他的声音在楼梯间里来回弹射，从一楼传到八楼，再从八楼传回一楼，被墙壁吸收，被空气消耗，最后只剩下一个很轻很轻的尾音，像一声叹息。
一扇一扇的门开了。
三楼的老陈站在门口，手里还拿着那张纸。四楼的女人抱着画框，站在楼梯拐角。五楼的夫妻并肩站着，妻子靠在丈夫肩膀上，丈夫的手臂搂着她的腰。六楼的新郎还穿着那件白衬衫，衬衫上沾着红酒和血，他站在门口，什么都没拿。
七楼的门没有开。但小张站在窗口，窗户开着，他伏在窗台上往下看，嘴里叼着一根没点燃的烟。
二楼的窗户关着，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所有人都在楼道里了。他们站着，沉默着，没有一个人说话。楼道的灯闪了闪，灭了，又亮了。
老吴站在一楼，抬头看着楼上那些脸。有的他认识，有的他不认识。他们在这栋楼里住了五年、十年、二十年，有的人从来没有跟邻居说过一句话，有的人从来没有见过邻居的脸。但今晚，他们都站在同一盏灯下面。
老吴把那张纸从口袋里掏出来，举过头顶。
“下周一，”他说，“三点。”
没有人回答。
只有二楼的门缝里，那道红光还在亮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