凌晨一点，六楼的门缝里塞出一张婚纱照。
照片被撕成两半，从中间竖着撕裂，左边是穿西装的男人，右边是穿婚纱的女人。男人的半张脸被撕掉了一只眼睛，女人的半张脸只剩下半边嘴唇。照片被塞出来的时候卡了一下，又有人从里面推了一把，整张照片滑出来，落在地上，正面朝上。
婚纱照的背面有字，用金色的笔写的——“2024年10月1日，永恒”。日期是明天。
四楼的女人刚从楼下上来，手里还攥着画家给她的那幅画。她走到六楼，看到地上的碎照片，弯腰捡起来。她把两半拼在一起，男人的脸对上了女人的脸，中间一条裂缝，像一道永远愈合不了的伤疤。
门里面有人在吼。
“你听我解释！”是男人的声音，又急又哑，像嗓子已经喊破了。
门开了，准新娘拖着行李箱从里面冲出来。行李箱很大，二十八寸，轮子在门槛上卡了一下，她使劲拽出来，轮子在水泥地上刮出一道刺耳的声响。她穿一件红色的连衣裙，没穿外套，胳膊上起了一层鸡皮疙瘩。头发盘得很高，用发胶固定了，但有几缕散了下来，贴在额头上。她的妆很浓，眼线晕开了一小块，像是哭过。
准新郎从后面追出来，膝盖跪在地上，滑了半步，双手抱住她的腿。他穿着一件白衬衫，扣子只扣了两颗，领口敞着，露出胸口一片通红的皮肤。他的脸上全是泪，鼻涕糊在上嘴唇上，眼睛肿得只剩一条缝。
“你听我解释！”他又喊了一遍。
准新娘低头看着他，行李箱的拉杆攥在手里，指节发白。她看了他三秒钟，然后把行李箱拖了一步，从他的怀里挣脱出来。
“你告诉你爸妈，我是你初恋？”她的声音不大，但很尖，像刀片刮过玻璃，“你离过婚！还有个孩子！孩子在哪！”
新郎跪在地上，双手撑着地面，肩膀在抖。
“孩子被他妈带出国了。”他的声音从喉咙深处挤出来，闷闷的，像隔了一堵墙，“我五年没见过，你让我咋说？”
准新娘笑了。不是开心的笑，是一种从牙缝里挤出来的、带着气的冷笑。
“所以你骗婚？”
她把行李箱的拉杆推到最长，拖着箱子走向楼梯口。高跟鞋踩在水泥地上，嗒嗒嗒嗒，每一步都踩得很重，像要把地板踩穿。
新郎跪在原地，没有追上去。
嗒嗒嗒嗒的声音从六楼到五楼，从五楼到四楼，然后消失在更远的地方。
四楼的女人还站在六楼楼梯口，手里攥着那两半婚纱照。她看着跪在地上的新郎，犹豫了一下，把照片放在门口的鞋柜上，转身下了楼。
新郎还跪着。
他就那样跪了多久，不知道。楼道里的声控灯灭了，又亮，灭了又亮。有时候是楼下有人走路，有时候是风吹动了哪扇没关严的窗户。
他终于站起来，膝盖上沾了一层灰。他走回屋里，没有关门。
六楼的客厅很大，比楼下任何一户都大，因为这间房子是两户打通了的。开发商当初卖房的时候把相邻的两套小户型合并成了一套大户型，专门卖给准备结婚的年轻人。客厅里到处都是喜字，窗户上贴了红色的窗花，墙上挂了粉色的气球，天花板上拉了一条横幅——“新婚快乐，百年好合”。沙发扶手上绑着红色的绸带，茶几上摆着一对陶瓷娃娃，穿着婚纱和西装，笑得一模一样。
地上全是东西。摔碎的高脚杯，洒了的红酒在地毯上染出一片暗红色，像血迹。沙发垫子被扯出来扔在地上，茶几上的喜糖撒了一地，踩碎了几颗，糖渣粘在地板上。墙上挂着的婚纱照还在，没有被撕，照片里的两个人笑得灿烂，女人靠在男人的肩膀上，阳光打在他们的脸上。
新郎站在客厅中央，看了看满屋的喜字，然后低下头，开始捡地上的碎玻璃。他把大块的碎高脚杯捡起来，放在茶几上，又去捡小的。手指被玻璃划了一下，血冒出来，他没看，继续捡。血滴在地毯上，和红酒混在一起，分不清哪个是什么。
他捡了十几分钟，把所有能捡的碎玻璃都捡了，然后坐在沙发上，拿起手机。
他拨了一个号码。
电话响了三声，那头接了。
“妈。”他说，声音哑得不像自己的。
“小涛啊，明天婚礼，你今天别熬夜，早点睡。”电话那头是一个中年女人的声音，带着笑。
“婚礼取消吧。”
那头沉默了几秒。
“你说什么？”声音变了，笑没了。
“取消。”新郎说，“不是因为新娘。”
“那是为什么？”
新郎把手机换到左手，右手按着刚才被玻璃划破的伤口，血还在往外渗，按不住。
“是因为我想我儿子了。”他说。
电话那头又沉默了。这一次更久，久到他以为他妈挂了电话。
“小涛，你听妈说——”
“妈，你别劝了。我过不去这个坎。五年了，我每天做梦都梦到他。我不敢跟任何人说，不敢让新娘知道，不敢让你知道。我跟我自己说，算了，就当没生过。但我做不到。”
他的声音终于碎了，像那两只高脚杯一样，碎成很多片。
“我把他送走的那天，三岁。他抱着我的腿说‘爸爸你别不要我’。我把他手掰开，一根手指一根手指掰的。他哭得喘不上气，他妈妈在旁边看着，一句话没说。我把他们送到机场，换了登机牌，我看着他们过安检。他过了安检还回头看我，喊了一声‘爸爸’。我没回头。”
他的手已经不按了，血滴在裤子上，晕开一小块。
“妈，我对不起你。也对不她。但我更对不起他。”
电话那头传来一个男人的声音，很轻，像是从远处传过来的。
“把电话给我。”
然后是短暂的杂音，电话换了一个人接。
“小涛，我是三舅。”
新郎愣了一下，眼泪还挂在脸上，但表情停了。
“三舅？”
“嗯。我刚才在你妈这儿，商量明天的婚礼。你现在在哪？”
“在家。”
“你听我说，你前妻带孩子出国的那桩案子，当年是我办的。跨国抚养权，我判给了她。但那孩子现在在哪，我后来查过，不在她妈那里。”
新郎的手不抖了。
“你说什么？”
“你儿子不在国外。那案子有问题，我当年没查清楚。你现在别哭，别砸东西，听我说明天的安排。婚礼先照常，一切我来处理。你信我。”
新郎张了张嘴，电话那头已经挂了。
三楼。
老陈坐在客厅里，手机放在茶几上。他没有穿法官袍，穿着一件灰色的羊绒衫，袖口磨起了球。他面前的茶几上摊着几份文件，最上面一份的封面上写着——“跨国抚养权纠纷案，原告林某某，被告陈某某”。案号是五年前的。
他翻开文件，找出判决书那一页。判决书上写得很清楚：原告（母亲）获得抚养权，被告（父亲）每月支付抚养费，孩子随母亲移民加拿大，每年暑假回国探亲一次。他当时签了这个判决，没有犹豫。证据齐全，母亲有经济能力，父亲同意，孩子年幼，随母生活更有利。标准判决。
但现在他知道了——孩子根本没去加拿大。
他在判决书的最后一页看到了原告代理律师的名字，那个名字他认得。是开发商的御用律师，帮开发商打过十几场官司，从没输过。
老陈把判决书合上，又打开。又合上。
他拿起手机，翻到刚才小涛打来的那个号码，拇指悬在拨号键上方。他没有按下去。
他想起五年前的那个下午。小涛的前妻来法院找他，带了一摞材料，说她要带孩子出国，孩子父亲同意。他当时问了一句“孩子父亲的意见书呢？”她说“他口头同意，书面材料明天补”。第二天材料就送来了，签名字迹工整，是小涛的笔迹。他后来找小涛核实过，小涛说是自己签的。
但那是被逼的，还是自愿的？
老陈把手机放下，站起来走到窗边。三楼的窗户能看到楼下的小区花园，深夜的花园什么都没有，只有一盏路灯照着空荡荡的秋千。
楼上突然传来一阵声音。
“咔咔咔咔——”
是打字机的声音，从八楼传下来，像机关枪在扫射。连续的，快速的，没有停顿。
紧接着，是另一种声音。
“砰。砰。砰。”
像是有人在用锤子敲墙，或者是别的东西。不是装修，因为装修不会在凌晨一点钟敲。那个声音很闷，穿透力很强，从八楼穿过七楼、六楼、五楼、四楼，一直传到三楼。老陈能感觉到楼板在微微震动。
“砰。”
老陈抬起头，看着天花板。
打字机声还在继续，敲墙声也还在继续。
他站在那里，脖子仰着，像在等一个声音停下来。
但那个声音没有停，一直响，一直响，一直响到了凌晨两点。
他最终没有拨出那个电话。
他把文件收好，放回抽屉，关上台灯，躺在沙发上，睁着眼睛，听了一夜的打字机声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