待暮色完全笼罩，那如星辰般的温暖画面渐渐从脑海中淡去，林晓雅离开后，屋子里重新安静下来，我仍盯着那叠信，思绪飘远。窗外的风轻轻吹着，床头账本上的“油印机”三个字被吹得微微翘起一角，我并未去管它。
第二天一早，邮递员送来一封信，信封上印着省文化协会的红章。里面是请柬，邀请“晚风”作者苏晚女士出席本周六下午三点于省城文化大院举行的“青年创作交流茶会”。
我没有立刻回信。而是把请柬翻来覆去看了两遍，确认没有附加任何条件或潜台词。这种事在前世见得太多——表面是邀约，实则是试探、收编，甚至羞辱新人的局。但这次不同。信纸干净，措辞简洁，连落款都只写了职务，没写人名。
我想了一夜。
不是怕去，是清楚这意味着什么。从前躲在笔名后面，话可以放肆说，事可以任性做。可一旦露面，就成了活靶子。尤其是我这身份：纺织厂细纱工，十九岁，女，没学历没背景。那些穿中山装、戴眼镜、开口闭口“文学性”的人，不会轻易认一个从车间里冒出来的声音。
但我更知道，躲，只会让人越看越轻。
周五晚上，我把唯一一件素色改良旗袍从箱底拿出来。原主留下的衣服大多粗布旧衫，这件还是去年厂里文艺汇演时借的，当时没人穿得下，我就顺手留下了。剪裁简单，立领盘扣，腰身收得刚好，衬得肩线利落。我用热水擦了脸，梳子蘸水把头发抿顺，别在耳后。不涂脂抹粉，只耳朵上夹了副小银耳钉，是上个月稿费结余买的。
周六清晨六点出发。长途客车七点半发车，我提前半小时到站，买了张票，坐最后一排靠窗。路上颠簸四个小时，中途停了两站，有人上车带进一股咸菜味。我低头检查包里的笔记本和钢笔，又摸了摸口袋里的请柬。
十二点刚过，车停在省城西门。我下车，沿着街边问路，穿过两条巷子，看见一堵灰砖墙围起的小院，门口挂着“省文化协会联谊部”的木牌。推门进去，几株老梧桐树影斑驳，楼是上世纪初的老洋房，米黄色外墙有些剥落，但窗明几净，门口站着个穿蓝布衫的工作人员，正核对名单。
“苏晚？”他抬头看我。
我点头。
他划了一笔，指了指二楼：“茶会在东厅，已经开始了。”
我顺着楼梯往上走，脚步放稳。拐角处一面镜子，我快速扫了一眼自己——旗袍没皱，发丝整齐，脸色有点白，但眼神是亮的。
推开门的瞬间，热气混着茶香扑过来。厅内不大，摆了七八张小圆桌，三四十人散坐着，多数四五十岁，穿中山装或毛衣，谈笑间引经据典。墙上贴着几幅书法，角落放着一台老式留声机，正播着轻音乐。
我没往中心走，挑了靠窗的角落坐下。桌上摆着清茶、瓜子、蜜饯，还有印制精美的参会名录。我翻开，看到自己的名字被列在“特邀民间写作者”一栏，后面没加任何说明。
刚端起茶杯，对面椅子被人拉开。一位五十上下、穿深灰呢子外套的男人坐了下来，头发梳得一丝不苟，金丝眼镜后的眼睛略带审视。
“你就是‘晚风’？”他声音不高，语速平稳。
我放下杯子：“是。”
“听说你在纺织厂工作？”他笑了笑，“那可真是‘深入生活’了。”
语气轻飘，笑意未达眼底。
我微微一笑：“细纱车间里，每一个锭子的转动，每一位工友的喜怒哀乐，都是我笔下的素材。”
他眉毛微动，似乎没料到我会接得这么直。
“那你觉得自己写的是文学吗？”他又问，手指轻轻敲着桌面。
我端起茶，吹了口气：“我不定义它是什么，只在乎有没有人愿意在灯下读完一页。”
他盯着我看了两秒，忽然笑了：“有意思。抚州水泥厂那个工人来信说，你让他头一回觉得上班有劲。”
“他信里写的那句‘我们不是螺丝钉’，我也记住了。”我说。
他点点头，没再追问，转而聊起最近省内几份刊物的动向。我听着，偶尔应一句，不抢话，也不怯场。他问得细，我答得准，提到《南方文艺报》那篇《小城青年》，我只说“写了点实话”，没提删改、传播、转载的事。
谈话间，旁边几桌的人开始侧目。有人低声说了句什么，引来两道目光。我没回避，端茶的手没抖，背脊挺直。
大约半小时后，他起身，说了句“待会再聊”，便走向另一桌。临走前留下一句话：“你跟他们不一样。”
我没回应。
他走后，我坐在原地没动。茶温了，我没让服务人员换。手放在膝上，指尖轻轻摩挲旗袍布料。刚才那番话不算赢，但也算没输。他们习惯用学历、单位、师承来丈量一个人，而我拿不出这些。但我有别的——那些信里写着的，抚州、南平、瑞城……十一个地市的读者，他们才是我的底气。
我低头想起昨晚整理的那堆来信。有个知青点的姑娘写道：“你让我们知道，普通人也能发声。”
现在，我就坐在一群“不普通”的人中间。
格格不入？当然。可我不需要变成他们，才能被听见。我要做的，是让他们习惯听到我的声音。
厅内音乐换了曲子，人声依旧。我抬眼扫过全场，看见几个年轻面孔，穿着整洁但拘谨，应该是各地推荐来的基层作者。他们看向我的眼神里，有好奇，也有试探。
我轻轻抿了口冷茶。
这才刚开始。我要在这里站稳，不是做昙花一现的奇观，而是成为他们无法忽视的声音。
窗外阳光斜照进来，落在我的茶杯上，水面泛着细碎的光。我坐着没动，手边的笔记本翻开一页，空白着，等下一个对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