张团长当天下午就给曾庆遥打了电话。
电话响了很久，快断的时候才接通。电话那头很吵，有人在说话，有人在笑，有键盘敲击的声音，还有电视里传出来的背景音乐——是一个综艺节目的现场，观众在鼓掌，主持人在喊口号。曾庆遥的声音很低，像怕被人听到，又像是从很远的地方传来的。
“张哥，什么事？”
张团长把林砚演唱会的事说了一遍。曾庆遥沉默了一会儿，电话那头的喧闹声像一堵墙，把他的沉默衬得更深了。过了十几秒，他说了一句“我考虑考虑啊”，挂了。
张团长看着手机屏幕，叹了口气。他把手机放在桌上，屏幕暗了下去。他坐在排练厅的折叠椅上，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手指在膝盖上轻轻叩着，一下一下的，没有节奏。他想了想，拿起电话，又拨了一个号码——方部长的。方部长在电话那头听完，只说了一句“我知道了”，就挂了。干脆利落，像他这个人。
第二天，省台的领导给曾庆遥打了电话。电话很短，不到三分钟。省台领导说了什么，没有人知道。曾庆遥挂了电话，坐在办公室里，看着窗外灰蒙蒙的天，坐了很久。他的办公室在省台大楼的十二层，窗外是沙城的全景，高楼林立，车流如织。行人在寒风中缩着脖子快步走着，没有人抬头看他。他的桌上摊着一份策划案，是他正在做的节目，下周五就要录制了。策划案很厚，封面是彩色的，印着节目的logo，logo下面是一行小字——“第158期”。他已经做了158期了。每一期都是他亲自盯的，从选题到录制，从剪辑到播出，每一个环节都不放过。
他把策划案合上，放在一边，拿起手机，给张团长发了一条消息。
“张哥，考虑好了，我接了这活。”
消息传到省歌舞团的时候，张团长正在排练厅里指导舞蹈演员走位。他听完电话，沉默了很久，然后拿起手机，给林砚发了一条消息：“曾庆遥同意了。”
林砚收到消息的时候，正在砚声小酒馆里喝茶。他看着那行字，放下茶杯，在演唱会群里@曾庆遥发了一条消息：“曾老师，欢迎。”
曾庆遥秒回：“林老师，我下周到。”
第二周，林砚在砚声小酒馆请他吃饭。
张桂兰准备了一桌子菜——剁椒鱼头、辣椒炒肉、腊肉炒蒜薹、清炒红菜苔，还有一盆热气腾腾的排骨汤。菜摆了一桌子，热气腾腾的，香味飘满了整个小酒馆。剁椒鱼头的红油在灯光下闪着光，辣椒炒肉的肉片切得薄薄的，肥瘦相间，蒜薹翠绿，腊肉暗红。王胖在旁边陪着，欧阳倩倩也在。欧阳倩倩今天穿了一件红色的羽绒服，头发扎成丸子头，看起来比平时精神了不少。她在帮忙端菜、倒茶、招呼客人，忙前忙后的，脸上一直带着笑，像一朵开在冬天的花。
曾庆遥四十出头，瘦高个，戴着一副黑框眼镜，眼镜腿用胶布缠着，断了又粘，粘了又断。他穿着一件深灰色的夹克衫，拉链拉到最上面，领口竖着，遮住了半边脖子。他的头发有些长了，刘海遮住了半边额头，说话的时候会用手拨一下，露出下面一双不大的、但很亮的眼睛。他说活慢条斯理的，每一个字都像是在心里过了好几遍才放出来，听起来不像搞现场导演的，倒像一个大学老师，或者一个常年泡在图书馆里的学者。
“林老师，我也没做过演唱会。”曾庆遥开门见山，筷子夹着一块辣椒炒肉，没有吃，就那么夹着，肉片在筷子尖上微微颤抖，“但我做过几百场直播。大型晚会的现场调度、多机位切换、应急处理——这些我有经验。我知道演唱会跟晚会不一样，但我能学。”
林砚给他倒了一杯酒。酒是王胖带来的，茅台，装在白色的瓷瓶里，瓶身上印着红色的标签，标签上写着“贵州茅台酒”五个字，烫金的。林砚把酒杯推到曾庆遥面前，酒液在杯子里晃了一下，挂在杯壁上，又流下来，像一道金色的瀑布。
“曾老师，我也是第一次办演唱会。我们一起学。”
曾庆遥端起酒杯，跟林砚碰了一下。清脆的声响在小酒馆里回荡，像一声轻轻的叹息。他仰头把酒干了，酒液从喉咙滑下去，辣，但辣得舒服。
“那行，干。”
......
沈老师是省歌舞团的服装设计师，五十多岁，短发，精瘦，说话快得像连珠炮，一个字接一个字，中间没有停顿，像机关枪扫射。她走路很快，步子很碎，鞋底在地板上发出“哒哒哒”的声响，像有人在敲一面很小的鼓，又像一匹马在石板路上小跑。她的手上全是茧子，指甲剪得秃秃的，看起来不像设计师，倒像一个裁缝，或者一个木匠。她的办公桌上堆满了布料、珠片、羽毛、亮片，像一座小山，五颜六色的，在灯光下闪闪发亮。布料堆里插着几把剪刀，剪刀把上缠着黑色的胶布，刀口磨得发亮，像几把等待出征的剑。墙上贴满了设计图，有的用水彩画的，有的用铅笔画的，有的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但依然能看出当初的笔触。水彩的痕迹已经淡了，只剩下浅浅的色块，像褪色的记忆。
林砚在省歌舞团的服装间里找到她的时候，她正蹲在地上，手里拿着一把剪刀，在裁一块红色的布料。阳光从窗户照进来，落在那座小山上面，五颜六色的，像一堆宝石。她裁得很认真，剪刀沿着画好的线走，不快不慢，像在走一条很窄的路，不能偏，不能停。她的嘴唇抿着，眉头微微蹙着，额头上渗出了细密的汗珠，在阳光下闪着光。
“沈老师。”林砚蹲下来，跟她平视，“我想请您做我演唱会的造型、服装、道具全系列负责人。”
沈老师抬起头，看了他一眼，手上的剪刀没有停。刀口在布料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响，一下一下的，很有节奏，像心跳。
“演唱会？多大的？”
“二十场。十二月底开始，差不多要跑一年。”
沈老师的手停了一下。她把剪刀放下，站起来，拍了拍裤子上的灰。她的膝盖有些不好，站起来的时候扶着旁边的桌子，缓了一下。她的手指在桌沿上用力按了按，指节泛白，像在撑着什么很重的东西。
“小林，我年纪大了，跑不动了。”
“不用您跑。”林砚站起来，“您坐镇沙市，设计方案，对接制作。现场执行有人配合您，我让王胖配合您，他跑得动。”
沈老师看着林砚，沉默了一会儿。她的目光里有犹豫，也有一丝说不清的光。她在这间服装间里坐了三十年，做了几千套衣服，没有一套是她自己看着穿在舞台上的。她总是做好，打包，寄走，然后在电视上看到——如果能看到的话。有时候她在电视上看到了自己做的衣服，会指着屏幕对旁边的人说“这件是我做的”，旁边的人说“哦”，就没了。她在这间屋子里待了太久，久到她已经忘了外面的世界是什么样子。窗外的阳光每天照进来，照在那堆布料上，照在她的手上，照在她的脸上，但照不进她的心里。
“行。”她说，“我干。”
老周知道这个消息的时候，正在录音室里整理曲谱。他坐在调音台前，戴着老花镜，手里拿着一支铅笔，在纸上慢慢地写着什么。调音台上堆满了曲谱，有的已经泛黄了，边角卷曲，有的还是崭新的，纸页雪白，散发着油墨的清香。他把它们按时间顺序排列，一张一张地夹进文件夹里。文件夹是深蓝色的，脊背上贴着标签，标签上写着年份——1998、2000、2005、2010、2015。他的动作很慢，手指有些抖，但很稳，像在走一条走了很多遍的路，闭着眼睛都不会走错。
林砚推门进去，在他旁边坐下。录音室里的灯还是那盏老式的台灯，灯罩是墨绿色的，铜质的底座已经生锈了，但灯还亮着。暖黄色的光落在调音台上，落在老周花白的头发上，落在他手背上那些老年斑上，把一切都镀上了一层温暖的颜色。
“老周，演唱会的造型、服装、道具全系列负责人，我请了沈老师。”
老周的手停了一下，然后继续写。铅笔在纸上发出沙沙的声响，像春蚕啃食桑叶，又像细雨打在树叶上。
“沈老师好。她做了三十年幕后工作 ，比我有经验。”
“老周，我不是不请您。”林砚的声音低了下去，低到像是怕惊动什么，低到只有他自己能听到，“您这段时间身体不好，不能太劳累，更不能跟着我东奔西跑。”
老周放下铅笔，摘下老花镜，看着林砚。他的目光很温和，像冬日里的阳光，不刺眼，但很暖。他的眼睛有些浑浊，但瞳孔深处还是亮着的，像两盏快要燃尽的灯，还在坚持着发光。
“小林，我知道。你不用跟我解释。”他伸出手，在林砚的手背上拍了拍。那只手很瘦，骨节分明，皮肤上布满了皱纹和老年斑，但很暖。“我老了，跑不动了。但我的录音室还在。咳咳＞咳...”
林砚的鼻子酸了一下，但没有哭。他点了点头，站起来，帮老周把桌上的曲谱整理好，摞成一摞，用夹子夹住。夹子是老式的黑色铁夹子，夹口已经生锈了，但还能用。他把夹子夹在曲谱的左上角，用力按了一下，确认夹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