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人说，记忆是一条河，我们都是沉在河底的石子，被时间冲刷得圆润光滑，失去了原本的棱角。但也有些石子，会被水流冲上岸，在阳光下暴晒，每一道裂纹都清晰如昨。李言溪，就是我这辈子......”
许安然坐在审讯室的铁椅上，盯着对面墙上的单向玻璃，像在讲故事。两个小时前，他刚被刑警从宁城一中体育馆的器材室里带走，罪名是涉嫌谋杀。被害人叫徐远洲，三十二岁，身高一米七八，体重九十二公斤，上海某外资银行风控总监，已婚，育有一子，死因是后脑遭受钝器重击。他还有一个身份：李言溪的丈夫。
“我们从监控里看到你了。”刑警队长老周把烟掐灭，推过来一张照片，“十月十七号晚上九点四十，你从徐远洲入住的那家酒店后门出来。第二天早上八点，保洁在房间里发现了他的尸体，死亡时间在前一晚九点到十点之间。而你，在那之后换了衣服，删掉了当晚所有的通话记录。”
许安然低头看了一眼照片，说：“我没杀他。”
“那你为什么会在那里？”
“言溪让我去的。”
老周的手指在桌面上敲了两下：“李言溪？她让你去的？”
“是。”许安然抬起眼睛，那双眼眸深处有什么东西在微微发亮，像是一盏快要熄灭的灯，又被人悄悄拨了一下灯芯。“我可以从头讲起吗？”
老周靠在椅背上，朝旁边负责记录的年轻警员点了点头。
“从头讲起。”他说。
我第一次见到李言溪，是高一那年秋天，更准确地说，那是我第一次注意到她。在此之前，她只是贴在红榜上的一个名字，每次都排在年级第一的位置，像一面旗帜，插在所有人都看得见但够不着的高地上。我那时候在普通班，成绩中下游，最大的特长是能在球场跑满四十分钟不喘气。我们之间的距离，比县城那条穿城而过的河还要长。
那天下午是体育课，自由活动。我一个人蹲在篮球架下面系鞋带，忽然听见身后有人喊了一声“言溪”。我回头看了一眼，她正从操场边上的银杏树下走过，夕阳的光穿过金黄的叶子打在她身上，浅蓝色的校服外套被风微微鼓起。她没听见喊声，径直往教学楼方向去了。我蹲在那里，忘了系鞋带。
当时喊她那个人叫陆浩，是我那时候最好的朋友之一。陆浩和我从初中就认识，他成绩好，性格张扬，长得也好看，属于那种站在人群里一眼就能被挑出来的男生。我们俩关系好，好到可以穿一条裤子、吃一碗泡面、追同一个女生的那种好。
但那是很久以前的事了。
高一文理分科之后，李言溪被分到了我们班。她进教室的那天，穿着一件浅蓝色的外套，短发齐肩，端端正正地坐在第三排的位置上，像一盏被放在桌上的台灯，明亮、安静，又让人觉得不敢轻易靠近。班主任点名的时候念了她的名字，语气里都带着一种不加掩饰的骄傲——“李言溪，年级第一名，以后就是我们班的学习委员了。”
我坐在最后一排的角落里，看着她站起来微微欠身的背影，心里忽然生出一种极其荒唐的念头：如果我能考到年级前十，是不是就有资格坐在她旁边了？
当然，这个念头在第一次月考之后就彻底碎了。我考了倒数第十一，英语六十四分，数学勉强及格。试卷发下来的时候，被我揉成一团塞进课桌最深处，像埋掉一具尸体。
但命运有时候会给人开一些不好笑的玩笑。那之后不久，学校要出黑板报，班主任点了我的名，说我字写得不错，让我参与。负责统筹设计的，正好是李言溪。那一个星期里，我每天放学后留下来，按照她的要求往黑板上写字。她站在我身后，偶尔会说“这里再往右一点”或者“这个标题可以再大一号”。她的声音不高，但每个字都咬得很清楚，听起来像是一颗一颗落在盘子里的珠子。
那一周，我跟她没说什么多余的话。但对我来说，这已经足够了。足够我在后来很长一段时间里，把每一个细节翻来覆去地回味——她站在窗边的样子，她递粉笔给我时指尖微微缩回去的动作，她说“辛苦你了”时嘴角弯起来的那一点点弧度。
再后来，我用了整整一个学期，才终于鼓起勇气在QQ上给她发了一条消息。
“听说你喜欢张悦然？”
她过了很久才回复：“你怎么知道的？”
我说：“猜的。”
其实不是猜的。我在图书馆的借阅记录上看到了她的名字，然后把她借过的书一本不落地全看了一遍。张悦然的《葵花走失在1890》，安妮宝贝的《告别薇安》，还有一些我当时根本看不懂的诗集，我全看了，一个字都不漏，像在破译某种密码，以为读懂了那些书，就能读懂她。
她没有追问，只是发了一个笑脸过来。那个笑脸，被我截图保存了很久。
“你讲的这些，”老周打断他，“跟你去酒店有关系吗？”
“有。”许安然说。
“什么关系？”
“如果我不讲这些，你不会明白她为什么要找我去搬那个书架。”他顿了顿，“也不会明白，为什么她后来让我去酒店拿U盘，我想都没想就去了。”
老周看了他几秒钟，往后靠了靠。“继续。”
高二那年春天，李言溪给我发了一条消息：“能请你帮个忙吗？”
“什么事？”
“我之前订了一个小书架，送到楼下了，我一个人搬不动。陆浩本来答应了帮忙，但他临时有事。”她又追了一条，“不用花很多时间，就搬到楼上。”
我盯着屏幕上“陆浩”两个字看了好几秒，然后回她：“你住在哪？”
她住在教师公寓，那是她父母专门租下来陪读的房子。我到的时候，她已经站在楼下等着了。旁边搁着一个扁扁的纸箱，半人高，外面印着几个我不认识的英文字母。
“就是这个，”她踢了踢纸箱，“我往上搬了两层实在搬不动了。”
我蹲下来试了试，不算太重，一个人搬得动，就是不太好抓。我把箱子扛起来，跟在她后面上楼。她在前面引路，走几步就回头看一眼，像是怕我连人带箱子滚下去。
进了门她把箱子推到墙边，说辛苦了，让我坐下歇会儿。她去倒水的时候，我在客厅那张大书桌旁边坐下来。桌上堆满了书和资料，正中间摊着一个方格作业本，翻到写了半页的位置，钢笔帽还没盖上。我低头看了一眼，上面密密麻麻写满了字——是一个故事，主角是一个叫“雷璎珞”的女孩。
她端着水杯走过来，看见我正盯着那个本子看，脚步顿了一下。
“你在写小说？”我抬头看她。
她把水杯放在桌上，伸手把本子合上了。沉默了两秒钟，然后说：“瞎写的。”
那天我们在她家待了很久。她给我削了一个苹果，我咬了一口放在桌上忘了吃。她跟我聊了很多有的没的，说她小时候在外婆家掉进过水塘里，说她妈希望她考北大，说她其实不喜欢学金融但她爸觉得那个有前途。我坐在她对面听着，偶尔插几句话，心脏跳得比跑完一千米还快。后来天黑了，她开了灯，灯光把她的影子投在墙上，我看着她侧脸的轮廓，忽然觉得这世上可能真的有一种东西叫做“美好”，而它就坐在我面前，触手可及。
我走的时候，她送我到楼下，又送到校门口。我说你别送了，回去吧。她站在路灯下，清冷的灯光照在她身上，她朝我摆了摆手。走出去好一段路之后我回头看，她还在那里站着。
那个夜晚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里，我都在反复回想每一个细节。她说的每一句话，她做的每一个表情，她站在路灯下的那个身影。我在脑子里把这些画面翻来覆去地播放，像看一部只属于我一个人的电影。我甚至写了一首诗，写在英语课本的最后一页上，后来觉得太丢人了，又用涂改液把它盖掉了。
但我不确定那算不算爱情。
或者说，我分不清我对她的感情，到底是喜欢，还是某种更深的东西——比如向往，比如仰望，比如一个溺水的人看见远处有一盏灯时产生的那种近乎绝望的渴望。她对我来说太远了，远到我甚至不敢开口说一句“我喜欢你”。我总觉得，这句话一旦说出口，就会像一块石头砸进水面，搅碎那个倒映在水中的月亮。我宁愿它就那么安安静静地映在那里，哪怕我永远也碰不到。
我唯一能做的就是靠近她。用各种笨拙的、迂回的、连我自己都觉得可笑的方式靠近她。她去图书馆我就去图书馆，她在食堂吃饭我就坐在隔着好几张桌子的位置上。我甚至开始拼命学英语，因为她的英语成绩是年级第一，我觉得如果我的英语也能好一点，我和她之间的距离也许就能缩短那么一厘米。
这些事情，我从来没有跟任何人说过。包括陆浩。
高三那年，一个消息像一颗深水炸弹一样，炸碎了我小心翼翼维护的一切。
陆浩和李言溪在一起了。
我是最后一个知道的。那天下午放学后，我一个人在操场上跑了整整二十圈，跑到小腿抽筋，跑到天彻底黑透，跑到值周老师用手电筒照着我骂我是不是疯了。我躺在塑胶跑道上，看着头顶被光污染染成橘红色的夜空，脑子里一片空白。
后来陆浩来找我，坐在我旁边，递给我一瓶水。“你怎么了？”他问。
我说：“没事，就是想跑步。”
他拍了拍我的肩膀，笑了。“你这人，总是莫名其妙的。”
我不知道他是不是真的不知道。陆浩这个人，聪明是真的聪明，但他在某些事情上迟钝得令人发指。也许他从来就没有注意到，每次李言溪走进教室的时候，我会下意识地把手机翻过来扣在桌上。也许他觉得，我那些磕磕巴巴的英语背诵，只是单纯地想提高成绩。
我从来没有跟他说过我喜欢李言溪。一次都没有。这是我的问题，不是他的。
那之后，我开始刻意疏远他们俩。课间我不再往他们那边凑，吃饭也换了一个食堂窗口。我还申请了调换座位，从倒数第二排搬到了第一排，就在老师眼皮子底下，理由是想好好学习。班主任还挺感动，在班会上表扬了我两句。
李言溪有一次在走廊上叫住我，问我最近怎么不太跟陆浩一起打球了。我说高三了，要收心了。她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我看不太懂的东西——也许是疑惑，也许是别的什么，但我没有深想。我笑了笑，说了句“先走了”，就转身进了教室。
那一年过得很快。高考前一周，学校里弥漫着一种压抑又焦灼的气氛，每个人都在低头翻资料，走廊上的脚步声都比平时急促。我最后一次在学校里看见李言溪，是考完最后一门那天下午。她和陆浩并肩从考场走出来，两个人隔着一拳的距离，没有说话，但那种默契比任何语言都更刺眼。
我站在马路对面的小卖部门口，手里攥着一瓶冰水，看着他们上了一辆出租车。
那是高中时代，我最后一次看见她。
高考成绩出来的时候，我听说李言溪考砸了。她的分数离清北的线差了一大截，最后去了中央财经大学。陆浩考得比她好，去了上海一所985。两个人一个在北京一个在上海，开始了异地恋。
我去了省城一所二本，读体育教育。这个选择没有什么特别的理由，只是因为我分数够，而且学费低。我爸在我高二那年查出了肝病，家里的钱基本都花在医药费上了，我能读上书就已经很不错了。
大学四年，我和李言溪的联系断断续续。逢年过节我会发一条祝福短信，她回复“谢谢，你也是”，客套得像两个不太熟的远房亲戚。倒是陆浩偶尔还会在QQ上找我聊天，说他跟李言溪吵架了，说异地恋真他妈累，说他有点撑不下去了。
我不知道该怎么回他。我心里有一个阴暗的角落，在听到他们说“吵架”的时候，会微微动一下，像是有什么东西从沉睡中翻了个身。但我从来没有把这种情绪表现出来，我只是跟陆浩说：“好好沟通，别冲动。”
大三那年秋天，我和大学里交的女朋友分了手。说是分手，其实从一开始就不太认真。她叫苏晴，学美术的，长得很好看，笑起来有一颗虎牙。我们在一起一年多，吵的架比吃的饭还多。她受不了我的沉默，我受不了她的脾气。最后一次吵架，她把一盒丙烯颜料泼在了床上，我摔门走了，再也没回去过。
分手之后我请了几天假，一个人坐火车去了北京。我告诉自己，只是想去看看八达岭，散散心。但火车过了石家庄的时候，我给李言溪发了一条消息。
“我在去北京的路上，方便的话一起吃个饭？”
她过了半小时才回：“好啊，你来我们学校这边吧。”
那是我时隔三年之后第一次见到她。
她站在中央财经大学门口的地铁站外，穿着一件米白色的风衣，长发披在肩上，化了淡妆。我远远地看见她，心跳加速的程度比当年在操场上跑二十圈还剧烈。她看见我，笑了一下，那个笑容和三年前一样。
“你瘦了。”她说。
“你更好看了。”我说。
我们去吃了烤鸭。她一边卷饼一边问我怎么突然想起来北京，我说就是想散散心。她看了我一眼，没追问。我们聊了很多——她准备考香港中文大学的研究生，金融方向；陆浩已经在上海实习了，两个人异地了三年，每次见面都要提前一个月规划时间；她最近又开始写东西了，但不是小说，是论文，她自己都觉得没意思。
“你还写小说吗？”我问她。
她愣了一下，然后用一种很淡的语气说：“不写了。高中的时候瞎写的那些，后来搬家不知道丢哪儿去了。”
我说：“挺可惜的。你写的那个女主角，叫雷璎珞的，我还记得。”
她的筷子顿了一下，抬头看我，眼神里有一闪而过的惊讶。“你居然还记得那个。”
“我记得很多事。”我说。
这句话说出来之后，桌上的气氛忽然变得有些微妙。她低下头继续吃东西，我喝了一口茶。窗外的北京正进入秋天最好的时候，天高云淡，阳光从玻璃窗斜照进来，落在她拿筷子的手上。她无名指上什么都没有。
吃完饭她就要回学校，说晚上还有一节选修课。我说我送你，她说不用了，地铁站就在旁边。我站在饭店门口，看着她走进地铁口的背影，风衣下摆被风吹起来又落下去，像一只扑腾了一下就放弃了飞行的鸟。
我转身走向反方向，没有回头。
那天晚上，我在北京站附近找了一家便宜旅馆，躺在硬邦邦的床上盯着天花板，脑子里反复回放着今天下午她说的每一句话。然后我掏出手机，删掉了苏晴的所有联系方式，包括那些存在相册深处的照片。
分手的时候苏晴冲我喊过一句话：“许安然，你到底有没有真正喜欢过我？”
我当时没有说话。现在我终于可以在心里给她一个答案了，但这个答案让我觉得自己无比可悲。
再后来的事情，就没什么好说的了。
大四那年，我听说陆浩和李言溪分手了。分手的原因我不太清楚，听说是陆浩在上海认识了别人。我没有去求证，也没有给李言溪发消息。我知道这种时候，任何安慰都是多余的，因为我不可能真心实意地为她难过，相反，在我心底某处卑鄙的角落里，甚至有一丝被刻意压制的、让我自己都觉得恶心的窃喜。
毕业之后，我考回了宁城一中，当了体育老师。一个二本毕业生能进县一中，说实话是沾了我表舅的光。他在县教育局当了多年局长，虽然退了，但人脉还在。我嘴上不说，心里是记着的。
当老师的生活比我想象的更沉闷。每天上课、带操、训练校队，晚上回宿舍打游戏、吃泡面，周末偶尔跟几个老同学喝酒打牌。日子就这么一天一天地过，像一杯越冲越淡的茶，喝到最后只剩一股若有若无的涩味。
我期间也相过几次亲，都没成。有一个女孩子是我同事介绍的，长得挺好，也爱说话，我们处了三个多月。但最后她提了分手，说我不够上心，说她感觉不到我在乎她。我没有辩解，因为她说的是事实。后来我还见过一个护士，一个开服装店的，一个在银行上班的，结果都一样。连我妈都开始催我了。每次回老家，她都要坐在我旁边，用一种小心翼翼的、生怕戳到我的语气说：“安然啊，你都快三十了，也该想想成家的事了。”
我说：“知道了，妈。”
然后照旧单身。
有一阵子我被学校派去驻村，在一个叫石板沟的地方待了两年。那里山高路远，信号不好，手机经常一格都收不到。那两年我几乎和外界断了联系，每天的工作就是填表、开会、入户走访，偶尔和几个村干部喝得烂醉。也就是在那段时间，我认识了李野。当时，并不知道他是李言溪的堂哥。
李野是一个很能侃的人，喝了酒以后尤其能说，天南海北地扯，从特朗普聊到村头那条黄狗。我们脾性相投，经常一起喝到半夜。他偶尔会提到李言溪，说她去了上海，在一家金融机构上班，说她爸妈催婚催得紧，说她这几年好像一直单着。
每次听到这些，我都会多喝一杯。李野注意到了，有一次拍了拍我的肩膀，笑着说：“你该不会是对我妹有意思吧？”我仰头喝完杯里的酒，说：“你想多了。”他把烟掐灭，笑了一声，没再追问。
驻村结束后我回到学校，继续过那种一眼望到头的日子。我以为这辈子就这样了。
直到那天晚上，李言溪突然给我打了个电话。
“安然，你还在宁城吗？”她的声音听起来和大学时候没什么变化，但语气里有某种我从未听过的东西，像是疲惫，又像是紧张。声音压得很低，几乎是在耳语。
我说：“在，怎么了？”
她沉默了几秒钟，然后说：“我要回宁城一趟，有点事想当面跟你聊。”
我问她什么事，她没在电话里说。挂了之后我给她发了条微信，她也没回。
三天之后，我接到她的消息，说已经到了。那天傍晚下着小雨，我开车去车站接她。她站在出站口的雨棚下面，穿着一件深灰色的长款西装外套，头发扎了起来，脸上的妆容精致但遮不住眼底的憔悴。旁边放着一个小小的拉杆箱，看起来像是只打算待一两天。
我下车帮她拎箱子，手指不经意间碰到她的手背，冰凉的。
“你一个人？”我问。
“嗯。”
“孩子呢？”
“放在我妈那里了。”她拉开车门坐进副驾驶，系安全带的时候动作很大，像是要把自己固定在座位上才能安心。
我带她去了一家做酸汤鱼的馆子。吃饭的时候她的话很少，始终在吃，一口接一口，像是在用咀嚼这个动作来替代说话。我也不催她，就坐在对面看着她吃。吃到一半，她忽然放下筷子，用纸巾擦了擦嘴角，然后看着我说：“安然，我嫁给了一个不认识的人。”
这句话来得太突然，我一时不知道怎么接。我看着她的眼睛，那双一直在我记忆里明亮而清澈的眼睛，此刻像是蒙了一层灰蒙蒙的水雾，看不清底部。
“徐远洲？”我问。
她微微点头。“相亲认识的。亲戚介绍，一开始是介绍给我姐，嫌我姐年纪偏大，又介绍给我。”她笑了一下，那个笑容转瞬即逝，“家里人都满意，他性格也好，我想，就这样吧。”
“他对你不好？”
“不，他对我很好。”她说这话的时候低下头，看着自己放在桌上的手，“好到我不知道该往哪里放我的恨意。”
我愣住了。
“恨意？”我重复了一下这个词，怕自己听错了。
她抬头看了我一眼，那个眼神里有一种我从未见过的东西，像是一扇被紧紧锁住的门突然裂开了一道缝隙，里面透出来的不是光，而是某种更暗、更沉的东西。
“你不知道，”她轻轻地说，“有些人的‘好’，是一件很可怕的事情。”
她没有在饭桌上继续说下去。吃完后我送她回酒店，她在车上靠着窗户，看着窗外被雨水模糊的街灯，忽然说了一句没头没脑的话：“你还记得高中时候我写的那个小说吗？”
“记得。”我说，“雷璎珞。”
“那个故事的结局，我从来没有告诉过你。”她依然看着窗外，声音平静得像在念一段旁白，“雷璎珞最后杀了她最爱的人。”
车子在红灯前停住。雨刮器有节奏地摆动着，把玻璃上的水珠一遍一遍地推开，又聚拢。我转头看她，她依然望着窗外，侧脸映在湿漉漉的车窗上，像是被雨水洗过的一张旧照片。
“因为只有杀死他，她才能让他永远留在她身边。”她说。
绿灯亮了。我踩下油门，发动机发出一声低沉的轰鸣，像是某种被压抑了很久的声响终于找到了出口。车厢里安静了几秒钟，然后她说：“我开玩笑的。”
她转过头来看着我，嘴角弯起来，露出一个恰到好处的微笑。那个微笑和高中时候一模一样，明亮、温和、滴水不漏。但在那一瞬间，我看见她的眼睛里有什么东西一闪而过，快得像雨夜里的一道闪电，短暂地照亮了某种隐藏在深处的轮廓。
然后那道闪电消失了，黑暗重新合拢。她把头靠回车窗上，闭上了眼睛。
我把她送到酒店门口，她没有让我上去。她说太晚了，明天再联系。我站在酒店大堂外面，看着她拖着箱子走进电梯。电梯门合上之前，她抬头看了我一眼，嘴唇动了动，像是说了一句什么，但我没听清。
回到车上之后，我在驾驶座上坐了很久。车窗外的雨越下越大，把整条街道都泡在了一层流动的水膜里。路灯的光在水面上碎成无数片金黄。我掏出手机，翻到李言溪的微信头像，一个胖乎乎的小男孩，坐在草地上，对着镜头笑得眼睛都眯起来。
我盯着那张照片看了很久，然后把手机翻过去扣在副驾驶座上，发动了车。
两天后，徐远洲死了。
“你说了这么多，还是没有解释你为什么会在案发现场。”老周把第二支烟按进烟灰缸里，身体前倾，目光变得锐利起来。
许安然沉默了一会儿，像是在整理接下来的话。审讯室里很安静，只有空调送风口的嗡嗡声和远处走廊里偶尔传来的脚步声。
“十月十七号下午，我收到了言溪的微信。”他开口了，声音比之前低了一些，“她说徐远洲来了宁城，住在锦江酒店1207房间。她说她想让我帮她去拿一样东西——一个U盘，里面有她需要的工作资料。她说她在上海的时候没来得及带走，徐远洲一直拿着不肯还她。”
“她为什么不自己去拿？”
“她说她不想见他。”许安然抬起头，“他们已经分居快半年了。徐远洲不同意离婚，她搬出去自己住了。这次他来宁城，是因为他通过她的手机定位找到了她，说要把她带回上海。她很害怕，所以带着孩子躲到了她姐家。”
老周看了他几秒钟，然后示意记录的警员停一下。“她说你就信了？”
许安然没有回答这个问题。他继续自说自话：
“她说徐远洲晚上会出去应酬，让我趁那个时间去房间找U盘。她给我发了房间密码，说是酒店管家发给她的，她之前帮他订的房间。我到了之后，在房间里翻了一遍，没找到U盘。正打算走的时候，门开了。”
他停了一下，喉结上下滚动了一次。
“徐远洲站在门口，手里提着一个公文包。他看见我，先是愣了一下，然后笑了。他说：‘你是许安然吧？’”
“他认识你？”
“他说言溪跟他提过我的名字。他知道我们是高中同学。”许安然嘴角动了一下，看不出是笑还是别的什么，“他很客气，还给我倒了一杯水。他说U盘就在他公文包里，他本来也打算寄还给言溪的。他把U盘递给我的时候说：‘请你转告她，如果她真的想离婚，我可以同意，但她得自己来跟我谈。当面谈。’”
“然后呢？”
“然后我就走了。”
“走了？”老周眉毛一挑，“监控显示你是九点四十离开的。徐远洲的死亡时间在九点到十点之间。你的意思是，你离开的时候他还活着，然后有人在接下来的二十分钟之内进了房间杀了他？”
“我没说我是唯一去过那个房间的人。”许安然不紧不慢地说，“我只是说，不是我杀的他。”
“那你外套上的污渍怎么解释？”
“鼻血。”许安然指了指自己的鼻子，“我有严重的鼻炎，那几天感冒了，一进有空调的房间鼻腔就干得出血。徐远洲递纸巾给我的时候，有几滴滴在了衣服上。”
“你后来的通话记录为什么全删了？”
“因为我慌了。”许安然终于露出了一丝疲惫的神色，“我从酒店回到家，越想越觉得不对劲。我总觉得徐远洲看我的眼神里有别的意思，他说的那些话也不像是真心的。我跟言溪打了电话，把情况说了一遍。她在电话那头沉默了很久，然后说：‘你赶紧把通话记录删了，不管出什么事，都不要跟任何人说你去过那里。’”
“她让你删的？”
“是。”
老周靠在椅背上，用手指揉着太阳穴，像是在消化这些信息。过了一会儿，他站起来，走到许安然面前，低头看着他。
“你知道最有意思的是什么吗？”老周把声音压得很低，“我们在徐远洲的手机里恢复了一段微信聊天记录。是他来宁城之前和李言溪的对话。”
许安然的瞳孔微微收缩了一下。
“李言溪在微信上说，她有一个高中同学叫许安然，在宁城一中当老师，人很老实，可以拜托他帮忙拿东西。她还把锦江酒店的地址和房间号发给了徐远洲，建议他住那里。徐远洲问她为什么要住锦江，她说那里离她姐家近，方便见面。”
老周停下来，看着许安然脸上的表情变化。那张一直保持平静的脸终于出现了一丝细微的裂缝。
“徐远洲是应她的要求来宁城的。他住的酒店是她订的。而你出现在那个房间里，也是她安排的。”
许安然没有说话。他的嘴唇微微张开，然后又合上了。
“你以为你在帮她拿一个U盘。”老周一字一顿地说，“但实际上，她把你们两个人的会面，安排得明明白白。”
审讯室里的日光灯发出轻微的电流声，嗡嗡地响着，像一只苍蝇被困在天花板的缝隙里。许安然盯着面前那张照片，徐远洲的证件照，白白净净的一张脸，微胖，戴眼镜，看起来确实性格温和，笑眯眯的，像是在拍入职照。
良久，他才开口：“她在哪儿？”
“李言溪？”老周冷笑了一声，“我们已经联系了她，她人在上海，有充分的不在场证明。她丈夫死的那天，她在公司开了一整天的视频会，会议记录和监控都能证明。”
许安然缓缓抬起头，看着老周。
“她说，她也想跟你谈谈。”老周补了一句，语气意味深长，“也许你们俩的说辞，可以互相印证一下。”
许安然闭上眼睛，嘴角浮起一个极浅极淡的弧度，那是一个含义极其模糊的表情，混杂着苦涩、释然、困惑和某种更深更暗的情绪。窗外不知什么时候下起了雨，雨点打在铁皮雨棚上，发出密集而空洞的声响。他忽然想起高中时候李言溪写的那篇小说。他还记得女主角的名字——雷璎珞——一个听起来像风铃一样好听的名字。但他从来没有问过李言溪，那个名字背后的故事。
他睁开眼，望着天花板，在心里把那篇他没读完的故事，重新开始书写。
只不过这一次，他不知道结局。
那个U盘，依然安静地躺在他的背包夹层里，他还没有来得及把它交给任何人。而此刻他终于开始怀疑，它里面储存的，可能根本不是什么工作资料。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