飞机从漠河起飞的时候，我的左手摸着舷窗，玻璃是凉的。右手摸着座椅，皮革是温的。左眼看见窗外的云是白色的，右眼看见的云是灰色的。赫连火坐在对面，红扑扑的脸在机舱昏暗的灯光下像一盏灯笼。他盯着我的眼睛看了很久，然后开口：“你的左眼和右眼，看见的东西不一样？”
“左眼看温度，右眼看时间。”我闭了一下左眼，窗外的云从白色变成灰色，从静止变成流动，像一条河。“右眼看见的云是三小时前的云。它在往东南方向飘，速度每小时四十公里。”
“那左眼呢？”
我睁开左眼，闭上右眼。云从灰色变成白色，从流动变成静止。“左眼看见的云是现在的云。温度零下三十度。高度六千米。含水量——”我顿了一下，“含水量百分之零点三。不会下雨。”
赫连火沉默了。他看了一眼孟寒露。孟寒露坐在驾驶座上，开着飞机。她没回头，但她的后脑勺好像长了眼睛。“他现在的状态，是‘时寒’序列的序列7。左眼看温度，右眼看时间。左眼看见的是‘现在’，右眼看见的是‘过去’。等他的序列升上去，左眼能看见未来，右眼能看见更远的过去。升到序列1，左眼能看见时间的尽头，右眼能看见时间的开始。”
“序列0呢？”
孟寒露没回答。她只是把飞机的操纵杆往前推了一下。机头下沉，穿过云层。云层下面是沙漠。黄色的，一望无际的，像一片死海。沙漠中间有一个湖，白色的，不是水，是盐。盐湖旁边有一个镇子，不大，几十栋房子，全是土坯的，灰黄色的，和沙漠融为一体。镇子外面立着一块石碑，上面刻着三个字：“罗布泊。”
飞机降落在镇子外面的盐碱地上。我推开门走下去，脚踩在地面上，发出咔嚓咔嚓的声音，像踩在碎骨头上。空气很干，干到鼻子疼。气温很高，高到皮肤疼。我的左眼看见的温度是四十五度，右眼看见的时间是1980年。
“1980年？”顾忆跟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一个罗盘。罗盘的指针在转，不是疯转，是慢慢转，像钟表的秒针。“这里的时间停在1980年？”
“不是停了，是慢了。”周舟也下来了，她手里的罗盘指针也在转，但方向不一样，“这里的时间流速是外界的十分之一。外面过一年，这里过一个月。外面过了四十年，这里过了——四年。”
我看着那个镇子。罗布泊镇。1980年，这里住着一支科考队。彭加木。1980年6月17日，他留下一张纸条，写着“我去东边找水”，然后消失了。没人找到他。没找到尸体，没找到遗物，什么都没找到。四十年了。
“他在这儿？”我问。
“他的命在这儿。”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我回头。一个老头站在飞机旁边，七十多岁，穿着一件旧式的蓝色中山装，胸口别着徽章——“地”。他的脸很黑，像常年晒日头的那种黑，但眼睛很亮，像两颗黑宝石。是地知局的周山民。上次在齐木市见过他，但那次是南方的周山民，这是北方的？
“我是周山的弟弟，周海。”老头走过来，拄着一根拐杖，拐杖是木头的，但拐杖头上镶着一块石头。黑色的，光滑的，像黑曜石。“地知局，北方分局。我在罗布泊守了四十年。等一个人。”
“等我？”
“对。等一个左眼看温度、右眼看时间的人。”他转身往镇子里走，“跟我来。”
我们跟着他走进镇子。土坯房子，有的倒了，有的还立着。墙上刷着标语，红底白字：“向科学进军”“改造自然，造福人民”。字的颜色已经褪了，斑斑驳驳的，像一块块伤疤。风从沙漠那边吹过来，热的，干的，带着一股盐碱的味道。
周海停在一栋房子前面。门是木头的，很旧，门板上刻着几个字：“彭加木同志工作室。”他推开门。里面是一间办公室，不大，一张桌子，一把椅子，一个书架。桌上放着一盏台灯，一个搪瓷缸子，一个笔记本。笔记本翻开的那页写着字，钢笔写的，蓝色的墨水：“6月17日。晴。气温45℃。水源枯竭。向东寻找。”下面是签名：“彭加木。”
“这是他留下的最后一篇日记。”周海拿起那个笔记本，递给我，“1980年6月17日，他写完这篇日记，就出去了。再没回来。”
我接过笔记本。纸很黄，边角卷了，但字迹很清楚。我用右眼看——右眼看时间。纸上的时间在倒流。我看见1980年6月17日，彭加木坐在这张桌子前，低头写字。他的手很瘦，骨节突出，皮肤被太阳晒成古铜色。他写完最后一个字，放下笔，站起来，走出门。我跟着他走出门。
右眼里的画面——他走在盐碱地上，往东走。太阳很大，晒得地面冒烟。他走得很慢，每一步都很吃力。他走了大概一个小时，停在一个地方。那里有一棵枯死的胡杨树，树干已经裂了，树皮全掉了，像一具干尸。他站在胡杨树前面，从兜里掏出一样东西。是一个指南针。但指南针的指针不转了，直直地指向地下。他蹲下来，用手扒地上的盐碱壳。盐碱壳很硬，他把手指扒破了，血滴在地上。地上有一个洞。很小，拳头大，黑漆漆的。他把手伸进洞里。洞里有光。金色的，很亮，像太阳。他的手抓住了那团光。然后——他消失了。连人带光，一起消失了。
右眼的画面断了。我睁开左眼。左眼看温度。那个洞——地下的温度不正常。四十五度的地表温度，地下应该是二十度。但那个洞里的温度是零下。零下五十度。冷到极致。热到极致。冷和热在同一个地方。
“他在那个洞里。”我说。
“哪个洞？”周海问。
“往东走一个小时。一棵枯死的胡杨树下面。有一个洞。他进去了。没出来。”
周海的脸色变了。“那个洞——地知局下去过。三批人。都没回来。”
“我知道。他们在洞里。在彭加木旁边。”
我转身往东走。太阳很大，晒得头皮发烫。我的左眼看见的地表温度是五十度，右眼看见的时间是1980年6月17日。我在时间的裂缝里走。走了一个小时，看见那棵胡杨树。枯死的，树干裂了，树皮全掉了，像一具干尸。树下面有一个洞。拳头大，黑漆漆的。我用右眼看——洞里有时光。金色的，很亮，像太阳。我用左眼看——洞里有温度。冷的，零下五十度。
我蹲下来，把手伸进洞里。洞很深，我的整条胳膊伸进去都摸不到底。但我的手感觉到了什么——是命。很多很多命。挤在一起，像沙丁鱼罐头。它们在动，在跳，在——在等。
“彭加木！”我对着洞喊。
洞里有一个声音传上来。很弱，很远，但听得清。“谁？”
“黄笑天。四相局的。我来接你回家。”
沉默。然后那个声音又传上来。“我回不去了。我在这个洞里待了四十年。我的命和洞里的东西长在一起了。分不开了。”
“什么东西？”
“一块石头。黑色的，很光滑，像镜子。石头上刻着一个字——‘火’。不是普通的火，是命火。这块石头在吸罗布泊的命火。吸了四十年。罗布泊的命火快灭了。灭了之后，罗布泊就变成真正的死亡之海。没有水，没有命，什么都没有。”
我看着那个洞。黑色的，拳头大。我用右眼看见洞里有一块石头。黑色的，光滑的，刻着一个“火”字。石头在发光。不是金色的光，是黑色的光——黑到发亮。它在吸。吸周围所有的命火。彭加木的命火，地知局三批人的命火，罗布泊所有活物的命火。全在它里面。
“怎么把命火还回去？”我问。
“把石头打碎。”彭加木的声音越来越弱，“但石头碎了，我也碎了。我的命在石头里，石头就是我。”
我沉默了。我蹲在洞口，看着那块黑石头。石头在吸我的命火。我能感觉到——我的左手在变凉，右手在变热。赫连火帮我匀的温度，又开始乱了。分界线又出现了。从心脏往上移，移到脖子，移到下巴，移到——移到我嘴里。
“我是一个莫得——”
“你是一个莫得选择的人。”一个声音从身后传来。
我回头。顾忆站在我后面，手里拿着一把刀。不是断命刀，是另一把刀。很长的刀，一米多，刀身是银色的，刻着花纹。他把刀递给我。“这是彭加木的刀。他走的时候，留在办公室里的。周海让我带给你。”
我接过刀。刀很沉，比看起来沉得多。我用右眼看——刀上有时间。我看见彭加木拿着这把刀，在罗布泊的盐碱地上走。他用刀砍过胡杨树的枯枝，用刀挖过地下的盐碱壳，用刀刻过石头。最后，他把刀插在地上，走了。刀留在了那儿。等了四十年。
我握着刀，对准那个洞。洞里的黑石头在发光，黑到发亮。我把刀插进洞里。刀很长，一米多，刚好够到石头。刀尖碰到石头的一瞬间，石头裂了。不是从中间裂开，是从“火”字那里裂开。裂缝里有光涌出来——金色的，很亮，像太阳。那是命火。罗布泊的命火。被石头吸了四十年的命火。全涌出来了。涌到地上，涌到胡杨树上，涌到沙漠里。胡杨树活了。枯死的树干上长出了新芽，绿色的，嫩嫩的，在风里晃。沙漠里长出了草，一丛一丛的，像绿色的星星。
石头碎了。碎成粉末，落进洞里。彭加木的声音从洞里传上来，很弱，很远，但很清晰。“谢谢你。我走了。”
然后没声音了。
我站起来，看着那棵胡杨树。新芽在长大，从嫩绿变成翠绿，从翠绿变成深绿。树活了。罗布泊活了。但彭加木没活。他的命在石头里，石头碎了，他的命也碎了。碎了就散了。散了就没了。
我把刀从洞里拔出来。刀尖上沾着黑色的粉末，是石头的灰。我把灰擦在裤子上，把刀递给顾忆。“收好。这是他的遗物。”
顾忆接过刀，没说话。
手机震了。一条短信，温伯言的。【黄笑天，你的路通了。第四条路，在长白山。天池下面。温度最复杂的地方。去不去由你。】
我看着那条短信，又看了看那棵胡杨树。树活了，但人没了。四十年。他在洞里待了四十年。等我来。等我把他的命火还回去。还回去了，他就死了。但他没死。他的命散了，但人还在。在哪儿？
我用左眼看。左眼看温度。胡杨树的温度是三十六度五——人的体温。树里有一个人。不是彭加木，是——是另一个。很小的，像婴儿。它在树里，在树干里，在年轮里。它在长。从婴儿长成小孩，从小孩长成大人。它会长成彭加木的样子。会走出树，走回镇子，走进那间办公室，坐在那张桌子前，拿起那支笔，翻开那个笔记本，写下一行字：“我回来了。”
“那是什么？”顾忆问。
“那是彭加木的命。”周海的声音从后面传来，很慢，很稳，“他把自己的命种在树里了。四十年，树活了，命也活了。再过几年，他就从树里走出来。那时候，他四十岁。和进去的时候一样年轻。”
我看着那棵树。它在长，很快，比正常的树快得多。新芽变成树枝，树枝变成树干，树干上长出了树皮。树皮上有一张脸——不是刻的，是长出来的。是彭加木的脸。四十岁，古铜色皮肤，瘦，眼睛很亮。他看着我们，笑了。然后脸消失了。树继续长。
“走吧。”周海转身往镇子走，“他还要几年才能出来。等出来的时候，我通知你。”
我跟着他走回镇子，走回那间办公室。桌上那个笔记本还翻着，最后那页写着：“6月17日。晴。气温45℃。水源枯竭。向东寻找。”我拿起笔，在那行字下面写了一行：“6月17日。晴。气温45℃。找到了。回家了。——黄笑天。”
我把笔记本合上，放回桌上。然后转身走出门。
太阳快落山了，天边有一抹红。红的像火，像命，像——像明天。明天还要去长白山。天池下面。温度最复杂的地方。
手机又震了。不是温伯言的，是另一个号码。我点开。【黄笑天，我是彭加木。谢谢你。我出来之后，请你喝酒。——彭加木】
我看着那条短信，笑了。他把手机带进洞里了？四十年了，还有电？我用右眼看——短信上的时间。2019年6月17日。今天。他刚发的。从树里发的。树有信号？树没有信号。但命有。他的命在树里，树在罗布泊，罗布泊在天山脚下，天山在亚洲中心。亚洲中心有信号。所有命都有信号。
“走。”我把手机揣回兜里。
“去哪儿？”顾忆问。
“长白山。天池。温度最复杂的地方。”
“那里有什么？”
“有一个等了很久的人。”
“谁？”
“不知道。但他在等我。等了——很久很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