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坐在床沿，手里还捏着那张账本，铅笔尖停在“油印机”三个字上。窗外的风把晾衣绳上的工装吹得一荡一荡，像在催我快点做决定。刚想继续写下去，门突然被推开一条缝，林晓雅探进半个身子，眼睛亮得像点了灯。
“晚姐！”她声音压不住地抖，“文化馆转来的信，全是给‘晚风’的！”
我没动，笔也没放。昨天那一笔稿费已经够让人发晕了，再来一堆信？我怕自己真飘起来，忘了纱线还得接着纺。
可她不管我反应，几步冲进来，怀里抱着厚厚一叠信件往床上一摊。纸张哗啦散开，有牛皮纸糊的旧信封，也有印着单位抬头的公函袋，甚至还有个粉色信封，边角折得整整齐齐，里面夹着一朵压扁的野菊花。
“你看这个！”她抽出一封信，手指戳着落款，“抚州水泥厂工人写的！说他每晚读完你的文章才肯睡。”又翻出一封，“这个是南平师专的学生，抄了你那句‘我们不是螺丝钉’贴床头。”
我低头看去，信纸上字迹歪斜却用力：“你说的话，像是替我说出来的。我一直以为只有我一个人不想一辈子拧螺母。”
指尖顿了一下。
我又抽出一封，信封背面盖着“县广播站”的红章。里面写着：“我们已将《小城青年》节选播报三天，听众来信要求重播。”再翻，是张明信片，印着省博物馆的大楼，背面只有一行字：“晚风老师，我在档案室工作了二十年，今天第一次觉得，我也能写点什么。”
屋里安静下来。林晓雅不说话了，就坐在我旁边，看着我一张张翻。
我没急着回应。前世做主编时，每天看成百上千条读者留言，早就练出一副铁石心肠。可那是数据，是点击量，是后台冷冰冰的曲线图。眼前这些——是手写的字，是干枯的花，是一个个活生生的人，用最笨拙的方式告诉我：他们听见了。
我下意识地把信按地市分堆：东江、临川、瑞城、永宁……十一个地市，全有了回音。有个角落还躺着几封没拆的，寄信人地址写的是知青点、林场、渔村小学。
阳光从窗户斜照进来，落在一封未署名的信上，一行小字清晰可见：“你让我们知道，普通人也能发声。”
我盯着那句话，喉咙忽然有点紧。
林晓雅轻声说：“晚姐，你看大家都好喜欢你。”
我没抬头，只把那封信轻轻放回原处。喜欢？我不是为了被喜欢才写的。我只是不想憋着，不想认命，不想让日子像车间里那根断了又接、接了又断的纱线，永远绕不出一个完整的圈。
可现在，这根线好像真的飞出去了。穿过厂区围墙，越过铁路线，一直飞到那些我不曾去过的地方，落在一群我不认识的人手里，成了他们的光。
我走到窗前，推开木框窗。风立刻灌进来，吹得信纸哗哗响。远处那条通往省城的公路灰蒙蒙的，几辆自行车正骑过去，影子拉得很长。
“晚姐，咱们厂的人都在传！”林晓雅跟过来，语气兴奋，“刚才食堂打饭，两个女工悄悄问是不是你写的？说那个‘晚风’肯定是细纱班的，因为文章里写了‘棉絮沾在睫毛上’的事儿。”
我没吭声。是写了。那天加班到夜里十一点，我摘下口罩，发现睫毛上全是白绒毛，像落了层雪。顺手就记进了稿子里。
原来有人记得这种小事。
傍晚收工后，我和林晓雅一块儿往宿舍走。天边烧着橘红色的晚霞，几个年轻女工蹲在路边吃冰棍，叽叽喳喳地说着什么。走近了，听见一句：“听说那个‘晚风’就是咱厂的？细纱车间的苏晚？”
另一个笑：“别瞎猜，人家能写出那种文章，怎么可能还在纺纱？”
“怎么不可能？”第三个反驳，“我就亲眼见她午休时不睡觉，在本子上写东西，字特别好看。”
我低着头往前走，嘴角微微翘了一下，没接话。
林晓雅偏要凑热闹：“你们猜对了一半——她确实在写东西，但不是为了升职加薪。”
那群姑娘愣住，转头看我。我依旧没停步，只是脚步轻了些。
风吹起额前碎发，我抬头看了眼天空。暮色渐浓，第一颗星冒了出来，接着是第二颗、第三颗。
像极了那些从未谋面，却一字一句读过我文字的人的眼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