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午，一份用牛皮纸袋封着、盖有“南方文艺报编辑部”章的合同寄到了。 拆开后是一份打印稿，页边还夹着便签，写着“请尽快签署回寄”。
我抽出钢笔，蘸了墨水，在第三条写着“乙方需按甲方选题计划定期供稿，每月不少于四篇，且须至本报社编辑部当面沟通定稿”那行字上画了个红圈。
笔尖顿了顿，又往下划拉，在“稿件著作权归甲方所有”这句底下也打了横线。
窗户外头有小孩追跑的声音，谁家收音机放着评弹，咿咿呀呀地响。我合上合同，从抽屉里翻出个小本子，撕下一张空白页，写下三行字：
一、供稿时间灵活，不坐班。
二、选题由我定，只交成品。
三、版权保留，署名权不可改。
写完吹了吹纸面，顺手把本子翻到前几页——那里贴着《晚风》每一期的反馈记录，哪一期被裁缝铺拿来垫台面，哪一篇被小学老师剪下来贴黑板，我都记着。千字三十的稿酬是高，可我要的不是钱砸下来的虚头巴脑，是要人认我的内容，而不是把我塞进格子里磨平棱角。
我重新翻开合同，思索片刻后在页脚空白处郑重写下：“望改为非全职供稿模式，稿件远程提交，作者保留选题主导之权。”接着又在背面逐条列出修改建议，字迹工整，似在雕琢一件艺术品。
傍晚六点，街口邮局还没关门。我揣着修改意见去了，站在公用电话前等接通。
“您好，我是苏晚，关于贵报的合作合同，我有些条款想沟通。”
对方是个男声，语气带着点公事公办的敷衍：“苏同志，这条件已经是我们对自由撰稿人最宽松的了。坐班也就一周一趟，选题我们也是尊重创作者的嘛。”
“但我没空去省城每周报到。”我说，“我在厂里上班，不能请假。而且，我写的东西，都是从这儿长出来的——你们要的是《晚风》那种调子，那就得让我自己掌勺。”
他顿了一下，“你一个女工，能有多少读者？我们给你这个机会，已经是破例。”
我没生气，只是把话筒换到左手，声音没抬：“去年十月，《晚风》第三期印了一千二百份，三天发完。有七家店铺主动要张贴，两家广播站念过节选。上个月，市文化馆读报栏专门辟出一块贴我的栏目。你说我有没有读者？”
电话那头静了两秒。
“我不是来讨待遇的。”我补了一句，“我是来谈合作的。如果你们要的是听话的笔杆子，那我不合适。但如果你们真想要‘城市新声’，就得让声音自己长出来。”
他又说了句什么“体制内流程不好变通”，我直接打断：“那咱们就不签。我不缺这一口饭吃。”
说完我就准备挂电话。
“等等！”他叫住我，“你……你提的那些修改，能不能先寄一份书面意见过来？我们研究一下。”
“我已经寄了。”我说，“就在今天下午，挂号信，收件人是编辑部主任。”
他语塞了片刻，“哦……那个……我们还没拆。”
“没关系。”我笑了笑，“等你们拆了再回我。不急。”
挂了电话走出来，天已经擦黑。巷口卖糖油果子的小摊刚支起来，香味飘了一路。我摸了摸兜里的钥匙——它还在。
两天后，新合同到了。
翻开第一页，新增了“非坐班制供稿人”类别，第四条明确写着：“作者享有选题自主权，稿件以电子文档或邮寄方式提交，审核周期不超过五个工作日。”附加页还注明：著作权归作者所有，报社仅获一年期首发使用权。
我在签名栏写下“苏晚”两个字，笔锋利落地收住。日期填了今天，下午三点十七分。屋外有自行车铃声经过，像是谁在打招呼。
我把签好的合同装进信封，贴好邮票，在封口处摁了拇指印。以前在报社带团队时总说，合同不是信任的反面，而是合作的起点。现在我自己走到了这一边，才知道什么叫手里有约，心里有底。
窗外路灯亮了，照着晾衣绳上挂着的工装衬衫，随风轻轻晃。我合上笔记本，最后看了一眼那三条原则——它们都落了地。
路再宽，也不能丢了方向盘。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