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光正移到账本封面，我还没来得及伸手合上日记本，院门口传来邮递员的自行车铃声。
“苏晚同志！挂号信，省里来的！”
我应了一声，起身去接。信封厚实，印着三个不同单位的红章——省文化杂志社、南方文艺报、时代生活刊。收件人一栏写得清清楚楚：红旗纺织厂细纱车间 苏晚 收。
我站在原地翻了翻信封背面，邮戳是三天前盖的，落款地确确实实写着“省城”。手指摩挲过那几枚公章，油墨压得有点凹凸感，不是糊弄人的假把式。
我没急着拆，先回屋把信放在桌上，倒了杯凉白开灌了一口。水滑进喉咙的时候还在想，这种事以前只在杂志上看过，某某作家被省级刊物邀稿，稿费顶工人十年工资。那种故事里的人，从来不是我这种细纱工。
可现在这三封信就摆在眼前，连邮票都贴得整整齐齐。
我坐回藤椅，撕开第一封。纸张挺括，字是铅印加手写批注：“诚邀贵作者担任《南方文艺报》‘城市新声’专栏主笔，首期稿酬标准为千字三十元，按月结算。”
千字三十？我差点呛住。我们厂一级技工月薪才六十七块五。
第二封来自《时代生活刊》，措辞更正式：“经多方推荐，贵作《晚风》系列内容具有鲜明时代气息与民间生命力，拟邀请出版专题文集，并设独立栏目长期合作。”
第三封最简短，但落款最大——省文化厅直属杂志社：“望能尽快联络，商议专著出版及全省发行事宜。”
我一张张看完，又从头翻了一遍，确认不是谁寄错的，也不是哪个好事者搞的恶作剧。地址、姓名、单位，全对得上。甚至还在信纸角落看到了熟悉的排版术语：“留白合理”“标题抓人”“传播性强”。
他们……真看了我的东西。
我捏着信纸站起身，在屋里走了两圈，最后停在墙边挂历前。上面用铅笔记着《晚风》每期的印数和反馈。最新一期发出去一千二百份，有三家裁缝铺主动拿去当陈列背景，还有个小学老师说要用它教学生写话。
可那是街坊邻居看得起我。这是省里正规单位，是能上新华书店货架的地方。
我抓起帆布包，把三封信叠好塞进去，顺手摸了摸腰带上的钥匙——还在。这个动作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成了习惯，一慌就摸钥匙，仿佛只要它在，这间屋子、这笔钱、这条路，就都是真的。
我蹬车出门时日头已经偏高。风吹在脸上有点热，我把衬衫袖子卷到肘部，一路骑到文化宫门口。
刘馆长办公室门开着，他正伏案看材料。我敲了敲门框：“刘馆长，我有件事想请您帮我看一眼。”
他抬头见是我，笑了：“你来得正好，我刚读完你们厂上周的宣传稿，那个‘节气厨房’的点子不错，老百姓爱看。”
我把信掏出来递过去。他接过，一封封拆开，越看眉毛挑得越高。等看到第三封时，直接拍了下桌子：“哎哟！我就知道，你这颗星藏不住！”
我嘴角绷着，没笑出来，可心跳快得像是要把肋骨撞松。
“真是冲我来的？”我还是问了一句。
“怎么不是？”他把信摊在桌上，“你看这评语——‘视角独特，语言鲜活，贴近群众而不媚俗’。这不是夸你是什么？你那些小册子，早就该飞出去了。”
我低头看着那几行字，喉咙有点发紧。
“他们要我写专栏，出书。”我说，“我还什么都没准备。”
“准备什么？”刘馆长摆手，“你每天写的不就是？别把自己当女工，你本来就是个写东西的人。只是现在，更多人看见了。”
我点点头，没再说“我不配”之类的话。上个月还有人说我搞些歪门邪道，现在省里的信函就摆在桌上。我知道，这不是运气。
我在窗边站了一会儿，远处市街车来人往，阳光照在文化宫台阶上，白得晃眼。
“我想让更多人听见。”我说。
刘馆长没接话，只是轻轻拍了下我的肩膀。
我们一前一后走出办公楼，在台阶上站定。风从街口吹过来，带着一点柏油路晒化的味道。
“你的东西有灵气。”他望着远处说，“全省都缺这样的声音。接下来怎么走，你自己拿主意。但我告诉你一句实话——机会来了，就得接住。”
我握紧了帆布包的带子，里面三封信角已经有点折了。可我心里清楚，这不是梦，也不是谁施舍的运气。
这是我一笔一笔写出来的路。
我抬起头，阳光刺得眼睛微眯，心里却前所未有地踏实。
下一步该怎么谈，找谁对接，合同怎么签，稿子怎么交，我全不知道。
但现在我知道一件事——我能走出去。
而且，我一定要走出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