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阳光从东边窗户斜切进来，落在新添的两张木桌上。我推门而入，手还搭在门把上，目光已经扫过整个屋子——墙角堆着三摞刚印好的宣传册，用麻绳捆得整整齐齐；墙上钉了块旧黑板，密密麻麻贴着便签纸，红笔圈出的交付日期一个挨着一个；靠窗那张桌子多了台老式算盘，旁边压着一叠委托函。
我没急着放下帆布包，先走到最里头那张桌前，指尖轻轻抚过桌面。木料是新的，打磨得不算光滑，但结实。这桌子昨天还没搬进来，现在就摆在那儿，像它一直属于这里。
账本摊在正中间，翻开到本月利润页。我抽出红笔，圈住那个数字，又核对了一遍进出账。纸面安静，数字清晰，没有谁来闹事，也没人卡流程。我合上账本，低声说了句：“原来不用斗谁，也能涨。”
窗外传来自行车铃声，清脆两响，停了。接着是脚步声，年轻学徒探头进来，手里捏着几张样稿。“苏师傅，裁缝铺和理发店的新单子，您看看要不要改？”他语气熟稔，不像是求人办事，倒像日常交作业。
我接过样稿快速翻了一遍，都是小改动：字号调大一点，图案往左挪半寸，加个花边框。“行，按这个打样。”我把稿子放在“今日处理”那一格，顺手递回一颗糖炒栗子——抽屉里常备着这点零嘴，不是为了讨好谁，纯粹是方便封口费。
他嘿嘿一笑，转身走了。
我坐回藤椅，听见他骑车远去的链条声。屋里重新静下来，只有风从窗缝钻进来，吹动账本一角。我伸手压住纸页，没关窗。以前总怕风吹乱文件，现在反倒觉得，让它翻着也好，反正每一页我都记得住。
上午十点前，我把市文化宫、青年俱乐部和书店联盟的委托函归了档。市级的活儿越来越稳，不像早先还得托人问路、递烟套话。现在他们主动寄函过来，格式规范，付款方式写得明明白白。我拿铅笔在日程表上标出交付周期，三个项目错开七天，节奏刚好。
翻到抽屉底层，取出三个铁盒。应急、扩产、自用。我把刚收的现金按比例分好，动作熟练得像切菜。钱不多不少，够撑三个月不开张也不至于饿死，但也绝不到能松一口气的地步。我前世见惯了爆款昙花一现，越是顺利越要防着哪天突然断流。
可这一波，确实没怎么费力。
想起昨夜睡前翻过的房契复印件，我拉开最里侧的抽屉，把它拿出来看了眼。商用小屋，四十五平米，临街，产权人写的是“苏晚”。尾款上周付清，钥匙别在腰带上，每天摸一次，确认不是梦。
母亲的声音忽然冒出来：“女流子搞什么名堂！”那还是年初她来闹的时候说的话，唾沫星子飞到我脸上，说我丢尽苏家脸。我低头笑了笑，把房契放回去，锁紧抽屉。
午后的光移到报纸上。我靠在藤椅上看《南方日报》，风吹起页角，啪地翻过去。我不起身，也不压东西，任它自己飘。隔壁小孩跑过门口，嘴里念着：“《潮流指南》又出新刊啦！阿妈要我去买！”声音清亮，带着点炫耀。
我没应声，闭上眼。
阳光晒在眼皮上，暖烘烘的。远处有风铃轻响，是我们装在屋檐下的那串，铜片相碰，叮当两声，像是回应。
藤椅微晃，我手里的报纸滑落膝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