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灯刚亮的那会儿，我还在宿舍楼下翻信。陆承洲站旁边替我挡风，影子落在车轮边，像根定桩。我们没说话，也不用说。他递饭盒、我接，他挡风、我低头看信，动作熟得连自己都没察觉。
第二天早上六点四十分，邮局门口的自行车还没锁稳，我就看见传达室老张举着一张红头文件朝我晃：“苏晚！市里来的！接见通知！”
我接过一看，落款是市委办公厅，印着“关于表彰青年创业与公益先进个人的通知”，日期是昨天下午三点签发的。抬头写着我和陆承洲的名字，并列排在第一行。
我盯着那行字看了三秒，转身就往回走。
回到屋里，我把文件摊在桌上，从抽屉最底下抽出街道前天批的《晚风》张贴许可——同样是红章，同样是横排格式，纸张克重、字体间距、边距留白，一模一样。我拿尺子比了比页脚编号，没错，是同一套文号序列。
确认完，我才打开衣柜。里面挂着几件衣服，最外侧是一件藏青色列宁装，是我用第一笔稿费买的布料，请裁缝改过的，领口挺括，袖长刚好盖过手腕。我没犹豫，取下来抖开，换上。
出门时天已大亮。我推车走到文化馆后巷，陆承洲已经在等了。他穿了身浅灰工装，扣子系到最上面一颗，肩线平直，站姿像棵松树。
“通知收到了？”他问。
我点头：“你呢？”
“单位内部通报提前半小时下发。”他说，“流程简单，先接待厅候场，领导讲话，授牌，合影，结束。”
我嗯了一声，把随身背的帆布包打开，抽出一本最新一期的《晚风》，封面是街头女摊主抱着孩子卖糖葫芦的照片，标题写着《她不是谁的附属品》。
“这个，交给迎宾干事。”我说，“如果领导愿意看，请递上去。”
他侧头看了我一眼，嘴角微动，像是想笑，又压住了：“行。”
市政府大院门口停着两辆黑色轿车，警卫核对证件比平时严，连陆承洲的工牌都翻过来照了照背面。进去后一路安静，只有皮鞋踩在水磨石地上的声音。
接待厅外有长椅，我们并排坐下。我没说话，他也没说。过了十分钟，一个穿蓝制服的干事走出来，念了我们的名字。
厅内不大，摆着几张圆桌，墙上挂着“精神文明建设先进单位”的锦旗。我们被引到前排位置站定。五分钟后，一位穿深色中山装的中年干部走进来，身后跟着两名工作人员。
他没坐主席台，而是站在我们面前。
“苏晚同志，陆承洲同志，”他开口，声音不高但清楚，“市里这次请你们来，不是走形式。”
我抬眼看着他。
“《晚风》办得好。不喊空话，不说套词，讲的是普通人的日子，可贵在真。你们做的文化助学，也不是一阵风，书送到了村小，流动书箱也设起来了。这些事，群众看得见。”
他顿了顿：“今天正式通知你们，已被列入‘市青年创业扶持名单’。今后在印刷审批、社区展宣、场地使用上，享受绿色通道。具体细则，会由宣传部和文化馆联合下发。”
说完，他示意工作人员上前，递来一块铜牌。正面刻着“正能量传播先进个人”，下面是我们俩的名字。
我伸手接过，重量压在掌心。
“谢谢。”我说，“但我有个请求。”
全场静了一瞬。
“我希望《晚风》能继续说实话。”我看着他，“不为捧谁，也不为踩谁，就为让那些平时没人听的人，能被听见。”
他没立刻回应，只盯着我看了两秒，然后点了点头：“这样的实话，正是我们希望听到的。”
掌声是从后排响起来的，不多，但稳。
仪式结束后，我们按流程往外走。快到大厅门口时，闪光灯突然亮了几下。我眼皮一跳——前世当主编时，我最擅长调度这种拍摄节奏，如今反过来被拍，反倒有点不自在。
陆承洲不动声色地往前半步，肩膀微微侧转，替我挡掉一次强光。
走出大楼，阳光刺眼。台阶下已经围了七八个人，穿着厂服或便衣，手里举着《晚风》的旧刊，有人喊：“苏姐！我们厂也想搞读报栏！”另一个年轻人举着手里的笔记本：“我能投稿吗？写我们车间主任克扣补贴的事！”
工作人员立刻上前维持秩序，低声提醒：“注意影响，别聚集。”
我没动，转头看向陆承洲。
他静静站着，目光沉稳，只轻轻点了下头。
我转身，走上两级台阶，举起手中的铜牌，声音不大，但足够传出去：“明天起，文化馆外读报栏新增‘普通人发声角’，欢迎大家投稿。只要是真事，敢署名，我们就登。”
人群一下子安静，接着响起几声叫好。
我走下台阶，脚步没停。陆承洲跟在我侧后方半步距离，始终没说话。
我们穿过市政府大院的铁门，走到街边。梧桐树影铺在地上，和昨夜路灯下的影子连成一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