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夜无梦，清晨的阳光透过窗帘缝隙洒在脸上，我缓缓睁开眼，新的一天开始了。
第二天的阳光比头几天更亮些，照在水泥路上泛着白光。我推着自行车从宿舍楼下出来，车把上的帆布包里装着昨夜改好的稿子，边角压得整整齐齐。家属区安静，连扫地声都听不见。路过三楼那扇窗时，我抬头看了一眼——灯灭着，屋里没人，也没人往我抽屉里塞纸条了。
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点初夏的燥意。我跨上车，踏板一蹬，身子轻快地往前冲。
街角报刊亭前，王供销正踮脚往外摆新到的杂志。看见我骑过来，他扬起手里的《晚风》晃了晃：“今早的新刊又卖空了！印厂那边说加急也赶不上。”我没停，只点头笑了笑，手指在车铃上轻轻一按，叮一声掠过他耳边。他乐呵呵地喊：“下期多留两本给我孙子！”
我继续往前骑，梧桐树影在路面上碎成一片片。细纱车间的方向传来机器低鸣，但我没拐过去。我的工牌还挂在厂里，可人早就不再打卡进流水线了。工作室在厂办后头，原先是间废弃会议室，窗户朝东，采光好，门锁结实，钥匙只有一把，在我裤兜里。
开门前我看了眼手表：八点十七。样稿截稿是十点，来得及。
屋内和昨天一样整洁。桌面上铺着刚校对完的最后一版排版图，铅笔勾的修改线清晰利落，没有反复涂改的痕迹。我坐下来，拧开钢笔，快速扫过第三页右下角的配图说明——“女性择业不应被标签束缚”——字太小，读者容易漏看。我蘸了墨，在旁边补了句批注：“字号放大一号，加粗”。
门外有脚步声停下，接着是敲门声。我应了一声，门推开一条缝，印刷学徒探进头来：“苏姐，色样调好了，您看看？”我把批注好的稿子递出去：“按上次的标准来，别省油墨。封面人物眼神要亮，别印糊了。”他接过，低头扫了一眼，立刻点头：“明白，这次绝对清。”
他转身要走，我又叫住他：“等等。”从抽屉里抽出一张裁好的传单纸，写上“周三下午三点，文化馆外读报栏更新”，递给他，“贴去食堂门口和女工宿舍楼下。”
他接过去，咧嘴一笑：“好嘞，大家等着呢。”
上午九点四十，稿子定版。我合上文件夹，起身拉开窗帘。阳光一下子涌进来，照在墙上的排版草图上。那些格子、线条、字体大小的标注，像极了前世主编室里的工作台。不一样的是，这一次，没人能拿走我的署名权，也没人敢把我的创意说成是“不合规矩”。
我拎起帆布包准备出门吃午饭，刚走到楼梯口，就看见陆承洲站在院子中央的梧桐树下。他穿着浅灰工装，手里提着个保温饭盒，站姿挺直，像是等了一会儿了。
“怕你忙忘了吃饭。”他把饭盒递过来，语气平常得像在说天气。
我接过，打开盖子——莲藕排骨汤还冒着热气，底下压着一小碟腌萝卜条。“你早上几点起的？”我问。
“六点半。”他说，“顺路买的排骨，炖了一个钟头。”
我没再问。这种事已经持续半个月了，他不提，我也不拆穿。我们之间有种默契：他不过度关心，我不刻意拒绝；他送饭，我吃；我加班，他来接。不多一分，不少一寸。
我们在食摊边上找了个空位坐下。塑料凳子晒得有点烫屁股，我挪了挪位置。他坐在我斜对面，没动筷子，只看着我喝汤。
“宣传部最近在筹备‘五一’文化展。”他忽然说，“你要不要弄个展台？可以放《晚风》的读者留言墙。”
我咽下一口汤，想了想：“展期几天？”
“三天，在文化馆前广场。”
“时间太短，来不及做新内容。”我摇头，“但可以拿现有的做一期街头特辑，让读者现场写想法贴上去。算互动环节。”
他点头：“行，我回头打个报告。”
我们说话的方式一直是这样——公事私谈，彼此尊重。他从不以“干部”身份压我，我也不会因他是对象就放松标准。有时候我觉得，我们更像是搭档，而不是恋人。
吃完饭，我把空饭盒还给他。他接过，没急着走，而是从口袋里掏出一张折好的纸递过来：“街道刚批下来的，《晚风》可以在社区公告栏张贴推广。”
我展开一看，确实是红章文件，落款日期就是今天早上。“效率挺高。”我说。
“小事。”他收起纸，放进胸前口袋，“你做得清楚，别人挑不出毛病。”
傍晚我回到宿舍楼下时，天还没黑透。夕阳卡在两栋楼之间，把水泥地染成橘黄色。我靠在自行车旁，从包里翻出今天刚收到的一叠读者来信。大多是年轻女工写的，说看了某篇文章后鼓起勇气辞职学裁缝、报名夜校、甚至跟家里提了分家。
其中一封来自邻县纺织厂，信纸皱巴巴的，字迹歪斜：“你说‘女人不是谁的附属品’，我念给我妹听了，她哭了。她说她不想再被人叫‘老三家的’，想让人喊她名字……她叫李秀芬。”
我捏着信纸边缘，笑了下。
一阵风刮过来，我下意识侧身挡信。陆承洲不知什么时候站到了我旁边，一只手自然地替我挡住风口。“你做的东西，总让人看得进去。”他说。
我抬头看他。他脸上没什么表情，眼神却温和。我知道他在说什么——不只是杂志，还有我这个人。活得清楚，写得才明白。
“因为我活得清楚，写得才明白。”我重复了一遍，声音不大。
他嘴角微扬，没接话。
我们站着没动，也没再说话。远处传来孩子放学的喧闹声，近处是自行车链条转动的轻响。他的影子落在地上，刚好挨着我的车轮。
路灯忽然亮了，啪的一声，照得人眼前一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