暮色收尽时，我推着自行车从车站小路拐进家属区。车轮碾过几片落叶，停在宿舍楼下。陆承洲帮我拎下帆布包，动作轻得像怕惊扰什么。我没说话，只是把车锁好，抬头看了眼三楼那扇熟悉的窗——灯没亮，屋里空着，却莫名觉得安稳。
上楼开门，钥匙插进锁孔转了两圈。屋里静，空气里还留着前日晒过的被褥味。我把包搁在桌边，顺手拉开抽屉想找支笔记点事，指尖却碰到了一张折得歪斜的纸。抽出来一看，是张皱巴巴的传单纸，背面用红墨水写着几行字：“细纱女工不守本分，靠脸面勾搭干部”“宣传部的人也不是好东西，净护着这种出风头的”。
字迹潦草，但看得出用力很狠。
我盯着那纸看了三秒，脸上没变表情，心里也没起波澜。前世在主编室看过更恶毒的网暴帖，那种拿人隐私当瓜啃、把成就说成上位手段的调调，我早免疫了。这点小打小闹，连让我多喘一口气的资格都没有。
折好，塞进抽屉最底层。那儿已经压着几张类似的纸条，都是最近几天门缝里塞进来的。我没烧，也没撕，就当是某种另类收藏——证明我确实活出了让某些人看不顺眼的样子。
第二天一早我去食堂打稀饭。天刚亮，雾还没散尽，铝盆里的粥冒着白气。排队时听见身后两个穿蓝布工装的女人低声嘀咕。
“听说没？苏晚要嫁市里的干部了。”
“可不是嘛，前两天还在火车上被人撞见，亲亲热热的，也不怕人笑话。”
“一个女工，天天上宣传栏，现在又攀高枝，她以为自己是谁啊？”
我端起碗，转身就走，脚步没停，背脊也没僵。她们的声音像蚊子哼，嗡两声就过去了。我在老位置坐下，舀了一勺稀饭吹了吹，咬了口咸菜。味道照常，日子也照常。
陆承洲那天没来食堂。他单位有会，中午回不来。我一个人吃完饭，沿着厂区小道往宿舍走。阳光穿过梧桐叶，在地上碎成一片片光斑。路过文化馆外墙时，看见新贴了一张《文明邻里公约》，字是印刷体，底下盖着街道办的章。
我没多看，只觉得这年头连贴个通知都比以前规整了些。
第三天清晨，我在院门口扫地。竹扫帚划过水泥地，发出沙沙声。隔壁王姨拎着菜篮子路过，忽然停下，对我说：“哎，昨儿妇联主任去老孙家谈话了，说是有人乱讲闲话，影响不好。”
我嗯了一声，继续扫。
“听说是孙婶儿在楼道里说你坏话，说什么‘女娃出名就不是好事’，结果被街道记了案，还得在居民会上认错。”她压低声音，“现在可没人敢瞎嚼舌根了。”
我直起腰，扫帚靠墙放好。“哦。”我说，“那挺好。”
她愣了一下，大概没想到我反应这么淡。我也懒得解释。有些事，本就不值得我动手，更不值得我动气。
傍晚我下班回来，路上碰见早上议论我的那两个外厂女工。她们站在供销社门口，提着网兜。看见我，其中一个低头看了看鞋尖，另一个主动点了下头。我没躲，也没冷脸，只是微微颔首，照常走过。
风从巷口吹进来，带着一点春末的暖意。我骑上车，踏板一蹬，身子轻快地往前冲。身后再没有碎语跟随。
当晚我坐在灯下写稿，钢笔在纸上沙沙作响。门缝底下没再塞纸条，窗外也没人影晃动。世界安静得刚刚好。
快十点时，一封信从门缝推进来。信封普通，上面没署名。我拆开，里面只有一张对折的便签，字是陆承洲的：
“今天吃了你留的桂花糕，甜得很。天干，记得喝水。”
我看完，嘴角轻轻一扬，把纸条夹进了正在写的稿子里。
第二天我去单位交材料，路过市委大院门口。宣传部办公楼亮着灯，二楼靠左那间还开着。我瞥了一眼，没进去，也没打招呼。
陆承洲坐在办公桌前整理文件，手里拿着一份街道反馈记录。他翻到最后一页，确认“孙某已口头澄清并承诺不再传播不当言论”后，合上档案袋，贴上标签，放进柜中。
窗外天光渐亮，院子里响起扫地声。他起身关了灯，走出办公室，顺手带上了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