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晨的光斜斜地切进屋子，落在桌角那本合起的笔记本上。我坐在旧藤椅里，手指无意识摩挲着杯沿。水是凉的，杯子还是昨晚那只，磕了口，但擦得干净。
门被轻轻推开时，我没抬头。脚步声很熟，不重，落地稳，带着点军营里走出来的板正节奏。
陆承洲站在门口，没换鞋，也没把帆布包放下。他扫了一眼半开的窗，又看了看桌上那本折了页角的日记本，声音压得低，像是怕惊动什么：“昨晚你说的话……都是真的？”
我抬眼看他。他穿着洗得发白的工装裤，衬衫领子扣到最上面一颗，袖口卷过，露出一截小臂。不是来谈事的架势，倒像是刚下夜班顺路过来。
“嗯。”我点头，“是真的。”
他没再问，径直走过来，在我对面坐下。椅子吱呀响了一声，他伸手扶了下桌角，顺手拿起我的杯子，倒了半杯凉水，喝了一口。
“好。”他说，“都依你。”
语气平常得像在说今天该交稿了，或者食堂红烧肉加量。没有犹豫，没有试探，更没有“家里怎么说”“别人怎么看”这类废话。
我盯着他看了两秒，忽然觉得嗓子有点干。
“你不觉得……太简单了？”我开口，“不摆酒，不接亲，连个司仪都没有。别人会说闲话。”
他摇头，目光落在我手边那张稿纸上，上面还写着昨夜没改完的栏目提纲。“别人说什么，不重要。”他说，“你在乎的，我才在乎。”
说完，他起身走到窗边，伸手把半幅窗帘拉上，挡住巷口可能投来的视线。动作轻，没发出一点响动。回头时笑了笑：“你想去哪儿结，想穿什么，想跟谁讲，我都陪你。只要你高兴。”
我没说话。
他走回来，站在我旁边，低头看我。阳光从他肩后照进来，落在桌面上，纸页被风吹得微微翘起一角。
我忽然想起前些天在广播站听到的一句话——“婚姻不是仪式的终点，是两个人共同生活的起点”。当时我还笑这稿子写得太文绉绉，现在却觉得，好像也没那么矫情。
“就这样定了？”我轻声问。
“早就定了。”他答得干脆，“你说了算，我一直都知道。”
我低头，看见他帆布包的拉链没拉严，露出半截车票的边角。蓝色的，印着字迹模糊的站名和时间。
“下午三点。”他顺着我的视线看过去，没藏，“南下的慢车。你说不想被人看，那我们就悄悄走。”
我看着那两张车票，没伸手去拿，也没问为什么是南下、去哪里、住哪儿。我知道他会安排好，也知道他不会替我做决定。
“连个招呼都不打？”我终于出声，声音轻得几乎听不见，“就这样走了？”
他没立刻回答。伸手替我理了理额前散下来的碎发，指腹蹭过眉梢，动作极轻。
“这一生，路怎么走，你说算。”他说，“我不替你选，但我一直都在。”
屋里安静下来。风从门缝钻进来，吹动桌上的纸页，哗啦一声翻过一页。阳光斜斜地挪了一寸，照在帆布包上，映出两个并排的影子。
我坐着没动，他站着也没催。时间像是被拉长了，又像是突然变快了。
过了会儿，我伸手把那两张车票抽出来，捏在手里。纸质粗糙，边角有些毛糙，但字迹清晰：K78次，15:00发车，方向未标明终点。
“行李呢？”我问。
“一个包够了。”他说，“你要带的我都收好了。笔、本子、那支你常用的钢笔，还有……你去年冬天戴过的那条灰绿色丝巾。”
我抬眼看他。
他嘴角微扬：“你忘了吗？我说过，你写下的每个字，我都记得。”
我没笑，但心里松了一下。
屋外传来自行车铃声，由远及近，又拐了个弯走远了。楼下有孩子跑过，喊着谁的名字，笑声清亮。
我站起身，把车票放进胸前口袋，贴近心跳的位置。帆布包还在地上，我弯腰去提，他先一步捡起来，背到自己肩上。
“走？”他问。
我点头。
他拉开门，侧身让我先出去。阳光一下子涌进来，铺满整条走廊。水泥地干干净净，昨夜的露水早就晒干了。
我走出门，没回头。
他在身后轻轻带上门，插销落下的声音清脆利落，像一句无声的承诺。
我们并肩往巷口走，脚步不快，也没人说话。走到老槐树底下，他忽然停下。
“等一下。”他说。
我转身看他。他从帆布包里取出一个小布袋，递给我。布是旧报纸裁的，边角还印着《晚风》创刊号的标题。
“打开看看。”他说。
我解开绳子，里面是一枚顶针改的戒指，银色，内圈刻着一行小字：**1987.4.12，她说要自己走。**
我抬头，他正看着我，眼神安静，像能把整个春天都装进去。
“不喜欢？”他问。
我摇头，把戒指套上左手无名指。大小正好。
“喜欢。”我说。
他笑了，伸手牵住我的手，十指相扣。
我们继续往前走，影子在阳光下连成一片。巷口的风带着点暖意，吹起我耳边的碎发。
车站还远，但我们已经出发了。
